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飞速发展，各类慈善组织大量涌现，募捐形式更是借助互联网+以及新媒体的传播，风生水起。与此同时“郭美美事件”“网络骗捐”等慈善“丑闻”也层出不穷，让慈善公信力严重透支。
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慈善事业捐赠总量已经从2005年的不到100亿，发展到超过1000亿元。而与快速发展的现实相比，我国慈善制度法规环境却明显滞后。
昨天，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慈善法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从2005年民政部提出立法建议至今，我国首部慈善领域的专门法律可谓是“怀胎十年”。
慈善法草案，共11章115条，在规范慈善行为、加强慈善监管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同时还明确了违规的法律责任。那么草案当中都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社会各界对慈善立法有哪些期待?
去年，周筱?一封写给民政部的实名举报信，震动了中国慈善界：“嫣然基金唇腭裂手术人均成本高达9.9万元，远高于同类手术5000元的报价，7000万善款下落不明。”虽然审计最终还了嫣然基金会一个清白，但“慈善透明度不够”一直是舆论诟病的焦点。
其实，大部分基金会每年都会公开一份完整的审计报告。不过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做慈善，就应该公开哪怕一分钱的流向。究竟慈善信息应该如何公开、向谁公开、范围又有多大?这就引出了慈善法草案的第一个焦点：信息公开。
草案中，对信息公开做了专章规定。“慈善组织，应每年公开财务会计报告、开展募捐以及接受捐助情况、慈善项目情况”;“公开募捐周期大于六个月的，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具体情况”等等。同时明确，若慈善组织违反信息公开义务、或公开信息不真实的，最严重会被吊销登记证书。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原来没有基本法的时候，公开透明有随意性。愿意公开就公开，不愿意公开你也没办法。基本法之后，公民可以拿着这个法律跟你打官司。
全国人大代表郑永扣表示，除了慈善组织有信息公开的义务，捐赠受益人同样应公开善款使用情况。
郑永扣指出，你怎么使用的，是不是按照人家的要求，按照承诺使用的，这都应该公开。再一个，你超出捐赠协议、滥用捐赠财产，也应该予以约束。比如，贫困学生拿到捐资助学的钱后，去买高档手机，高档电脑，拿到捐赠款先请同学吃一顿，都是不允许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则认为，慈善信息公开也应有度。
郑功成认为，有的不应公开的就不能公开，比如有的捐赠人不愿意透露姓名，有的受益人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份暴露给公众，法律要保护这些人的隐私。
焦点二：网络募捐。今年8月，一位罕见病患儿母亲在朋友圈“卖米救子”，24小时卖出大米2万斤;9月，腾讯“互联网公益日”，3天募集善款1.3亿。互联网已经成为慈善活动的重要渠道。由个人发起的求助募捐、公益众筹，通过微博微信迅速传播，极易打动捐赠者。然而，由于政策真空，网络“骗捐”、“敛财”的事件时有发生。
对此，草案明确：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可以通过互联网开展募捐;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采取公开募捐方式开展募捐。否则，有可能会面临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处罚。王振耀认为，这意味着今后不具备公募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必须跟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才能发起网络募捐。
王振耀指出，可以通过互联网，但更应该是一种组织行为，是一种公共行为。这样就避免有一些个案。家庭困难一募捐，不是过多，就是过少。
不过，壹基金秘书长李劲也提出，在网络成为募捐重要渠道的背景下，公募和非公募的界线逐渐模糊、难以区分。对个人而言，朋友圈面向的是特定人群，而微博就是开放式的。这是否意味着，通过微博募捐就是公开募捐，微信就是非公开的?那么，网络中公开募捐的范畴究竟如何?今年7月，南京某男子在朋友圈为身患脊索瘤的女儿求助，一下收到捐款600多万，遭舆论质疑。
全国人大代表郑永扣认为，原本是亲友互助的捐赠，一旦通过网络扩大范围，性质就变得难以界定。
郑永扣认为，比如在微信朋友圈、在微博的粉丝圈里，他说属于亲友之间互助性的慈善行为，你管不着，可是它扩散的范围非常大，已经远远超出亲友互助式的范畴，怎么办?实际上它已经是一种公开募捐了。郑永扣建议，关于互联网对慈善事业的影响，可以进行专题研究。
焦点三：善款投资慈善法草案中明确，慈善组织为实现财产保值增值进行投资，投资方案应当经决策机构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李世明委员建议，对慈善的投资，应有更严格的规范。
李世明表示，慈善的资产进行投资应当非常慎重，投资就有风险，投资不当就可能损害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所以，应当对慈善财产投资的规模、比例、方向、时间等作出严格规范。
为防止善款投资遭遇赔本风险，朱静芝委员认为，应该对慈善投资领域做进一步的限制。
朱静芝建议，就算2/3的人决策同意投资，如果投资的领域风险很大，赔了怎么办，给捐赠人不好交代。法律能否写得再具体一点，投资在能够保障收益的行业或项目上，才能不被社会垢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