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苓：是机缘巧合，当时也得到了财税界学者和专家的关注、鼓励和支持。我在2013年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恰好碰到了“国五条”，这个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二手房交易出现爆棚，一些地方为了减少二手房交税，出现了夫妻假离婚的事情。于是就请教律师和专家，才了解到我国过去的税收基本上都是按照国务院暂行条例的方式来收取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我上一届当代表的过程中，我的议案大部分转化为现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落实“税收法定”，还有了时间表，即到2020年落实税收法定。
北青报：接下来的关键点是什么？
赵冬苓：如何提高立法质量。因为当时确立暂行条例时，很多没有经过广泛酝酿和讨论，显得比较粗，在执行上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个人所得税法，很多复杂的问题都不能涵盖。
对税收立法进程的评价很积极
北青报：从2013年关注财税问题到现在，您觉得难吗？
赵冬苓：不容易。税收法定本身就是一个限权，是对公权力的限制。我们现在提出税收法定，就是说收任何税都要经过人民群众的同意，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同意。立法法通过时，从二稿、三稿到最后的表决稿，这个过程我都亲历了，确实很不容易。我从中也看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置的实际价值所在。
总之，我对现在税收立法进程评价还是很积极的。2020年要实现税收法定，接下来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每一部法律怎么样更科学、更实际、更能促进社会发展，还需要得到更多专家、学者们的论证。
北青报：您对您上一届的履职情况，会打多少分？
赵冬苓：顶多打60分吧。作为一个人大代表，我起码是在任期内把一个事关国计民生、民主法治的议题提出来了，在立法法中最终也体现出来了，还是有成就感的。但是你要说做得多好？我觉得做得不好，中间也有很多的纠结，比较复杂，但还是一路坚持走下来了。哎呀，搞文学的人总是想得比较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