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由于公务员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实行全国统一标准，由中央财政支付，而津补贴由地方财政安排，具有一定的浮动区间和灵活性，这被认为是导致各地公务员工资差异的“罪魁祸首”。
据研究中国公务员薪酬问题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系副教授孙琳统计，各地擅自发放的津补贴名目达到300多项。全国各地的津补贴很不平衡。因此，公务员工资水平各地差别较大，北上广、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务员，其收入在未按照中央关于公务员工资政策规定执行的情况下确实不低，以广州为例，根据广州公布的2012年度财政决算表和三公决算报告，广州公务员当年人均工资和补助达17.51万，是普通市民平均收入的2.79倍。
此外，公务员基本工资近十年未涨，并不代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各类津贴、补贴未涨。在八项规定出台之前，“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就一直饱受诟病，某些公权力长袖善舞，为部门以及个人牟利并不鲜见。还有一些地方公职人员在住房、医疗以及子女上学等方面，都享有令普通民众艳羡的便利甚至福利，这为“低工资时代”的公务员整体福利增色甚多。进一步讲，公务员分类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小到“门难进、脸难看”，大到依法究责、引咎辞职，都尚未完全关进制度的笼子，公务员依法退出机制尚不健全。
八项规定出台后，公务员收入有所降低，这是事实，但公务员的待遇水平仍然远远高于普通人。有些基层公务员说，有钱的都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基层公务员待遇一般。问题是，基层公务员也有大批人抢着干。
上述种种，都可以看作是此次公务员涨薪背后的舆情反馈。而那些反对的声音里，或许牵扯了太多其他因素。如果公务员收入透明、禁止任何贪腐和灰色收入，如果权力被晒在阳光下，给低工资的公务员涨工资就没有太多争议。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对公务员涨薪的声音，可以看作是对从严治吏和规范权力运行的期望表达。因此，在对公务员工资进行调整之后，各项法律规章的完善、执行力度的提升，都需要进一步改观。
公务员涨工资应是系统改革前奏
社会对于公务员涨工资的高度敏感，包含着对公务员制度和事业单位深化改革的巨大冀望。只有将这种系统性改革与为配合老保险制度改革而实施的工资调整步骤协调起来，公务员涨工资才能具有最大的法理性。政策面需发出更鲜明的信号:公务员涨工资，不是对这个群体的“安抚”，而是进一步改革的前奏。
公务员涨薪之后的首要任务，便是规范公务员的收入来源，重中之重是斩除一切形式的灰色收入，让工资成为公务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斩除灰色收入的良剂是权力公开透明，让社会公众监督公务员行为，消除寻租空间，并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严格法办，使之不敢也不想获得灰色收入。同时，要消除部门间的收入差距，适当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并适当向基层和老少边穷地区公务员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