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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公车改革车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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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要车改了。

  广东某市副科级公务员赵菁对此喜忧参半。喜的是,盼了多年的单位公车改革要实行了,她可以每月领到五六百元的车补;忧的是,早已参加车改的老公每月2400元的车补要调低到500元左右。

  “这几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基本是车改。”赵菁和她的同事都特别赞同7月16日中办、国办印发的车改指导意见,但是科级及以下500元、处级800元、厅局级1300元的车补(以下简称“5813”车补)标准还是让他们“有点失落”。

  记者近日调查广东、湖南、西藏三地的数十位公务员,询问如何看待车改时,他们给出的一致意见是,公车改革是好事,但车补标准确实低了一些。

  就在公务员感叹车补“低了一些”时,一些贫困地区的财政部门却为“5813”车补犯起愁来:车改后财政将少养百来辆公车,一年节省上千万元,但同时却要拿出几千万元给全体公务员发车补,到哪里筹钱?

车补,补多少合适?

  就像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公车改革后的车补标准该如何划定,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记者调查的数十位东、中、西部科级、处级、厅级公务员中,对目前中央给出的“5813”车补标准,大家都几乎“喊低”。

  湖南北部某县副县长王晟目前配有一台专车,按照中央车改意见,他属于被改革对象。谈起公车改革,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他竟然特别赞同。“从国家大局来讲,实行公车改革真是好事,可以彻底解决行政成本过高且不受控制的弊端,但地方如何配套实施,确实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

  逐条细读《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王晟认为“条款定得细,定得严,只要上面下任务,很快就会出效果”。不过,他也毫不避讳地表示,即使地方按照“5813”上浮30%后执行,车补标准还是偏低。

  他说,像他所在的贫困县地域面积较大,且属于山区,南北距离200公里,如果取消公车租车下乡,靠“处级浮动30%后1040元”的车补,他每月基本只能下两次乡,而他所分管的安全生产、环保等工作,几乎需要隔三岔五地下乡检查推动。

  “我一月工资也就3000块,上有老下有小,不可能自己掏钱补贴下乡费用。”他担心,车补过少恐怕会影响分管工作的开展。

  与他持类似看法的还有广州公务员刘明铭。刘明铭说,他和同事一直渴盼公车改革,这次听说指导意见出台,特别兴奋,但是车补标准还是低于预期,“科级干部1000元至1500元比较合理。像广州,城市比较大,出去办一次事,远的地方打车都要五六十块,来回100多块。而且我们都是急事,不可能坐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去,有些地方地铁也没通,只能打的或者自己开车去,如果仅仅补贴500元,油费都不够。”

  与公务员普遍喊“不够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网友对补贴标准的意见是“足够了”。网友“张贵峰”认为,如果回归到车改补贴的“公务交通补贴”本义,并剔除各种“私用、浪费”因素,现行补贴标准其实完全够用。他列举了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为2736.9元,折合月人均228元。这意味着,即使加上通信消费,普通居民的交通消费支出甚至也不到“科级500元”补贴的一半——普遍居民每月200多元,就能满足正常的工作、生活交通需要,何以一般固定办公的公务员就“不够用”?

  十年上书全国人大呼吁公车改革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这个标准也在意料之中。去年中央有关文件就提出‘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这意味着车补是适可而止,而且只补贴‘公务交通’。”叶青的看法是,“5813”车补基本能满足大家的公务出行。

调低后,会否影响已车改地区公务员积极性?

  中央车改意见出台前,其实全国已有多地实行了公车改革,其中车补都大大高于“5813”标准。比如,广东珠海公务交通补贴标准为:正处领导职务3500元,非领导职务3200元;副处领导职务3000元,非领导职务2400元;正科2200元,副科1800元,副科以下800元。

  按照中央车改指导意见,已经车改的地方应该按新标准执行。这也意味着,各地已经执行多年的公务员高标准车补将要大大“跳水”。

  “《意见》下发了,地方肯定得执行,调低是不可避免的。”车改十年的广东珠三角某市正科级公务员姜治国表示了他的无奈,作为科长的他目前车补是2400元,如果按照新标准发放,一下子要调低到500元左右,落差确实很大。

  对于现今每月2400元的车补,姜治国强调,这是十年来当地根据物价逐步调整的结果。十年前,该市启动车改,车补标准为正处实职2000元、正科实职1500元、科员600元。大家都能接受,彼时汽油每升仅5元左右。后来随着油价一路飙升,车补也适时调整到现在的正处实职3000元、正科实职2400元、科员1600元。

  “即使高标准发放车补,车改的省钱效果都是特别明显的。我记得,2004年车改后我们市第二年的公车预算就少了500万元。”他说,十年来,车改让当地财政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而较高的车补也让绝大多数公务员都满意,但是,这一“皆大欢喜”的现状眼看就要随着“5813”车补标准的调低而打破。

  “考虑到车补基本能补贴油费,大家都拿出了多年的积蓄买了车,私车公用在我们这里很普遍。现在车补突然要减少四分之三,我想,大家以后不可能像以前一样不计成本地私车公用了。”姜治国甚至坦言,如果按照工作要求该下十次乡,他会量入为出地下三四次而已。

  由多入少难。叶青表示,对于已经车改的地方公务员,车补下调肯定会让他们感觉反差太大,可以理解,但基于此次车改“实现公务出行便捷合理、交通费用节约可控”的改革原则及整个社会的公平性,由高调低是应该的。

  对于车补调低会影响到公务员工作积极性的说法,叶青表示“很可笑”,“这只能说明他们原来获得好处了,现在没让你们退出来,算是很不错了。我以前就说过,车改的阻力来自两方面,一是配有公车的领导干部,二是车改地区,看来说中了。这也说明了全国统一实行公车改革的必要性。如果调低后有人消极怠工,会有各种处罚措施等着他们。”

贫困地区没钱发车补,咋办?

  车改可以大大降低“三公经费”,这几乎是所有先行试点地区得出的普遍结论。然而,对于一些公车较少的贫困地区而言,却意味着加大财政支出。

  王晟所在的县就遇到这种窘境。他向本报记者介绍,该县一般公务车辆加起来也就100来辆,按照中央车改意见,即便全部取消这100来辆公车,一年可以减少上千万元的财政支出(包括司机工资、车辆维修等费用),但同时得拿出近4000万元给全县7000多名公务员及按公务员管理的事业编制人员发放车补。

  “现在用公车的人毕竟是少数人,车改后,则要负担全体公务员的车补,两相对比,我们一年要多拿出近3000万元,这笔钱我们财政不可能拿得出。谁来补贴?除非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该县财政局局长向记者介绍,如果实行车改,当地财政连公务员的车补都难以支付,更不必说大量按公务员管理的事业编制人员的车补。“当然,车改方向是确定的,我们考虑到财力有限,可能会把财政能拿出的钱用来租车,首先满足集体公务出行,而不可能发放到个人手中。”

  在叶青看来,依靠中央财政补贴贫困地区的车补“不可能”。他认为,按照车改意见精神,车补费用应该由王晟所在的市财政在全市范围内统筹。“这只是少数特例而已,解决起来并不难。”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认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经济状况差异较大,中央划定统一的车补标准也实属无奈,因为如果让地方自己设定标准,有些地方会“乱来”,“个别地方处级车补达到六七千块,这太离谱。”

  对于贫困地区财政无力发放车补问题,蒋洪建议“上面拨一些”,或者根据当地实际,实行一定比例的发放。(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晟、刘明铭、姜治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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