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要车改了。
广东某市副科级公务员赵菁对此喜忧参半。喜的是，盼了多年的单位公车改革要实行了，她可以每月领到五六百元的车补;忧的是，早已参加车改的老公每月2400元的车补要调低到500元左右。
“这几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基本是车改。”赵菁和她的同事都特别赞同7月16日中办、国办印发的车改指导意见，但是科级及以下500元、处级800元、厅局级1300元的车补(以下简称“5813”车补)标准还是让他们“有点失落”。
记者近日调查广东、湖南、西藏三地的数十位公务员，询问如何看待车改时，他们给出的一致意见是，公车改革是好事，但车补标准确实低了一些。
就在公务员感叹车补“低了一些”时，一些贫困地区的财政部门却为“5813”车补犯起愁来：车改后财政将少养百来辆公车，一年节省上千万元，但同时却要拿出几千万元给全体公务员发车补，到哪里筹钱?
车补，补多少合适?
就像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公车改革后的车补标准该如何划定，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记者调查的数十位东、中、西部科级、处级、厅级公务员中，对目前中央给出的“5813”车补标准，大家都几乎“喊低”。
湖南北部某县副县长王晟目前配有一台专车，按照中央车改意见，他属于被改革对象。谈起公车改革，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他竟然特别赞同。“从国家大局来讲，实行公车改革真是好事，可以彻底解决行政成本过高且不受控制的弊端，但地方如何配套实施，确实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
逐条细读《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王晟认为“条款定得细，定得严，只要上面下任务，很快就会出效果”。不过，他也毫不避讳地表示，即使地方按照“5813”上浮30%后执行，车补标准还是偏低。
他说，像他所在的贫困县地域面积较大，且属于山区，南北距离200公里，如果取消公车租车下乡，靠“处级浮动30%后1040元”的车补，他每月基本只能下两次乡，而他所分管的安全生产、环保等工作，几乎需要隔三岔五地下乡检查推动。
“我一月工资也就3000块，上有老下有小，不可能自己掏钱补贴下乡费用。”他担心，车补过少恐怕会影响分管工作的开展。
与他持类似看法的还有广州公务员刘明铭。刘明铭说，他和同事一直渴盼公车改革，这次听说指导意见出台，特别兴奋，但是车补标准还是低于预期，“科级干部1000元至1500元比较合理。像广州，城市比较大，出去办一次事，远的地方打车都要五六十块，来回100多块。而且我们都是急事，不可能坐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去，有些地方地铁也没通，只能打的或者自己开车去，如果仅仅补贴500元，油费都不够。”
与公务员普遍喊“不够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网友对补贴标准的意见是“足够了”。网友“张贵峰”认为，如果回归到车改补贴的“公务交通补贴”本义，并剔除各种“私用、浪费”因素，现行补贴标准其实完全够用。他列举了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为2736.9元，折合月人均228元。这意味着，即使加上通信消费，普通居民的交通消费支出甚至也不到“科级500元”补贴的一半——普遍居民每月200多元，就能满足正常的工作、生活交通需要，何以一般固定办公的公务员就“不够用”?
十年上书全国人大呼吁公车改革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这个标准也在意料之中。去年中央有关文件就提出‘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这意味着车补是适可而止，而且只补贴‘公务交通’。”叶青的看法是，“5813”车补基本能满足大家的公务出行。
调低后，会否影响已车改地区公务员积极性?
中央车改意见出台前，其实全国已有多地实行了公车改革，其中车补都大大高于“5813”标准。比如，广东珠海公务交通补贴标准为：正处领导职务3500元，非领导职务3200元;副处领导职务3000元，非领导职务2400元;正科2200元，副科1800元，副科以下800元。
按照中央车改指导意见，已经车改的地方应该按新标准执行。这也意味着，各地已经执行多年的公务员高标准车补将要大大“跳水”。
“《意见》下发了，地方肯定得执行，调低是不可避免的。”车改十年的广东珠三角某市正科级公务员姜治国表示了他的无奈，作为科长的他目前车补是2400元，如果按照新标准发放，一下子要调低到500元左右，落差确实很大。
对于现今每月2400元的车补，姜治国强调，这是十年来当地根据物价逐步调整的结果。十年前，该市启动车改，车补标准为正处实职2000元、正科实职1500元、科员600元。大家都能接受，彼时汽油每升仅5元左右。后来随着油价一路飙升，车补也适时调整到现在的正处实职3000元、正科实职2400元、科员1600元。
“即使高标准发放车补，车改的省钱效果都是特别明显的。我记得，2004年车改后我们市第二年的公车预算就少了500万元。”他说，十年来，车改让当地财政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而较高的车补也让绝大多数公务员都满意，但是，这一“皆大欢喜”的现状眼看就要随着“5813”车补标准的调低而打破。
“考虑到车补基本能补贴油费，大家都拿出了多年的积蓄买了车，私车公用在我们这里很普遍。现在车补突然要减少四分之三，我想，大家以后不可能像以前一样不计成本地私车公用了。”姜治国甚至坦言，如果按照工作要求该下十次乡，他会量入为出地下三四次而已。
由多入少难。叶青表示，对于已经车改的地方公务员，车补下调肯定会让他们感觉反差太大，可以理解，但基于此次车改“实现公务出行便捷合理、交通费用节约可控”的改革原则及整个社会的公平性，由高调低是应该的。
对于车补调低会影响到公务员工作积极性的说法，叶青表示“很可笑”，“这只能说明他们原来获得好处了，现在没让你们退出来，算是很不错了。我以前就说过，车改的阻力来自两方面，一是配有公车的领导干部，二是车改地区，看来说中了。这也说明了全国统一实行公车改革的必要性。如果调低后有人消极怠工，会有各种处罚措施等着他们。”
贫困地区没钱发车补，咋办?
车改可以大大降低“三公经费”，这几乎是所有先行试点地区得出的普遍结论。然而，对于一些公车较少的贫困地区而言，却意味着加大财政支出。
王晟所在的县就遇到这种窘境。他向本报记者介绍，该县一般公务车辆加起来也就100来辆，按照中央车改意见，即便全部取消这100来辆公车，一年可以减少上千万元的财政支出(包括司机工资、车辆维修等费用)，但同时得拿出近4000万元给全县7000多名公务员及按公务员管理的事业编制人员发放车补。
“现在用公车的人毕竟是少数人，车改后，则要负担全体公务员的车补，两相对比，我们一年要多拿出近3000万元，这笔钱我们财政不可能拿得出。谁来补贴?除非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该县财政局局长向记者介绍，如果实行车改，当地财政连公务员的车补都难以支付，更不必说大量按公务员管理的事业编制人员的车补。“当然，车改方向是确定的，我们考虑到财力有限，可能会把财政能拿出的钱用来租车，首先满足集体公务出行，而不可能发放到个人手中。”
在叶青看来，依靠中央财政补贴贫困地区的车补“不可能”。他认为，按照车改意见精神，车补费用应该由王晟所在的市财政在全市范围内统筹。“这只是少数特例而已，解决起来并不难。”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认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经济状况差异较大，中央划定统一的车补标准也实属无奈，因为如果让地方自己设定标准，有些地方会“乱来”，“个别地方处级车补达到六七千块，这太离谱。”
对于贫困地区财政无力发放车补问题，蒋洪建议“上面拨一些”，或者根据当地实际，实行一定比例的发放。(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晟、刘明铭、姜治国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