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拉开帷幕。中共一大召开后一年，也就是1922年7月，一批心怀远大理想的革命志士再次汇聚上海，召开了为期8天的中共二大。
中共二大在党史上承前启后，诞生了许多“第一”：第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等。如今在全国各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正在开展，其中“学党章党规”中的“党章”，就发源于中共二大，第一部党章从这里“走”出。
担负起创建首部党章的历史重任
老上海里弄，多半会取一个吉祥的名称。中共二大召开的地点，名为“辅德里”。或许是机缘巧合，中共二大与一大的召开地点仅相差一个字，一个叫“辅德里”，一个叫“树德里”，道出了两次大会的特殊意义。
“辅德里处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汇处，相对较为安全，那里是共产党在上海尚未暴露的联络站。”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室负责人倪娜说，二大召开时，上海的政治环境十分严峻，中央局选择这里作为开会地点，颇费心思。
走进二大会址，会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这里曾是中央局成员李达的寓所，深巷内前门后门都可通行。周围整片相同的石库门房屋，使得这一处淹没其中，并不抢眼。而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李达家的后门，万一突发情况便于疏散。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二大以小组讨论为主，每次全体会议都要更换地点，而小会基本安排在党员家中。
二大会址纪念馆一处并不宽敞的客厅里，中间放置一张八仙桌和几张方凳，东西两侧靠墙各摆放一只茶几和两把靠背椅，还原了当时开会的场景。当年，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代表汇聚在这间客堂间，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据李达夫人王会悟老人回忆，当时没有正式布置会场，比较朴素简陋，就是加了几张凳子。两只柳条箱放在窗口，上面铺一块布，当桌子用，“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下楼吃饭的时候，也在饭桌上讨论会务。”
据党史资料显示，第一天全体会议结束时，陈独秀、张国焘和蔡和森被推举组成起草委员会。陈独秀为执笔人，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陈独秀用了两天时间完成初稿，提交起草委员会讨论。随后的小组讨论安排在附近党员家中，后两次全体会议都在公共租界的其他地方举行。
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50多个党员，中共二大召开，全国党员人数达195人。这一年间，党的组织有所扩大，特别是在吸收党员、开展工人群众工作方面积累了经验，在学习研究和传播建党理论方面也有新的提高。在这个背景下，制定党的章程，已是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中共二大担负起创建首部党章的历史重任。
首部党章确定了铁的纪律
在中共二大纪念馆中，有一整面火红的党章陈列墙，展出了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党章。其中一排党章汇编，供参观者翻阅和学习。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都会在此驻足许久，细细翻看红本。
中共二大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11个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正是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首部党章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6章29条，对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分别作了具体规定。
“制定首部党章时有两份参考蓝本，一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还有一份是苏联共产党八大党章。”倪娜说，因为那时中共尚幼小，没有过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积累，所以制定党章的过程中有所参考临摹。在首部党章中，有一些体现民主集中制精神的条文，比如明确指出：“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等。而将“民主集中制”这几个字写成文字载入党章是从中共五大开始的。
不少党史专家认为，首部党章对于纪律的规定十分严格。在解放军后勤学院一级教授邵维正看来，建党要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否则形成不了战斗力。下转3版(上接第1版)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资料显示：二大首部党章规定，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党服务，三个月不交纳党费的，要开除出党。再如，言论和行动有违背党的章程和各执行决议案，无故两次不参加大会，泄露党的机密的党员等都必须开除。在当初这样严峻的政治条件下，一个新生党组织对一名党员的要求如此严格，有这样的魄力，非常不容易。
首部党章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理论和组织上的完备建成。党章确立后，党内对于各项条文的遵守和执行情况也非常严格。当年，朱德正是在首部党章确立后入党的，过程十分不易。
朱德早年受孙中山思想的影响，很早便参加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军阀内部逐渐分化。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给朱德带来冲击。听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朱德决定脱离军阀阵营，来到上海，找到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虽然党成立之初正是用人之际，朱德又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但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他的入党请求。
党的宣言和党章在中共“二大”通过，当时外界并不知晓。新党员入党，须严格遵照党章规定，学习党的宣言和党章条例，这需要一个过程。首部党章第一条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最后，朱德找到*和张申府，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依据党章第二条规定，新党员入党必须经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经区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方可成为正式党员。经历一段时间考察后，陈独秀认为朱德经受住了党的考验，所以立即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朱德的入党申请。
一个保存首部党章的感人故事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党代会并没有像今天这般有组织性、程序化，也没有严格的代表资格审查之类的要求，更谈不上任何规格上的考虑。中共二大关于与会代表的原始资料，至今存世甚少，加之年代久远，当事人的回忆相互或者前后不尽一致，也为中共二大留下了一些难解之谜。
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名单，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记载，包括中央局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地方代表王尽美、蔡和森，青年团代表施存统等12人(尚有1人姓名不详)。参加中共二大的还有些非正式代表，也可称为其他代表，但目前难以确定其代表资格。根据有关回忆和资料，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的人员包括陈望道、邓恩铭、邓中夏、项英等人。
好在，尽管时隔多年，当时党的组织建设仍不完善，社会背景又复杂多变，但《中国共产党章程》等系列重要文件得以完整保留，难能可贵。在中共二大史料征集过程中，不少研究党史的专家发现，这些文件能够完整保存，究其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颇为感人的保存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张静泉，又名张人亚，他是上海最早的21名工人党员之一。二大会议结束后，中央领导机构按照规定，将大会通过的章程和其他决议案送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组织，还铅印了小册子，分发给党内有关人员学习贯彻。作为早期党员的张静泉得到了一本。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张静泉奉命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时的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张静泉最放心不下的是这些党内文件和书刊的安危，带走不方便，留下来又有被国民党搜去的危险，轻易付之一炬也不舍得。怎么办?经再三考虑，他决定将包括首部党章在内的文件等从上海秘密带到宁波乡下，托父亲代为保管。
老父亲深思熟虑后，编了个“儿子在外亡故”的故事，向邻居们佯称：不肖的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又毫无音讯，恐怕早已死了。接着，老人就在家乡为张静泉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张静泉这边一侧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老人把儿子转交的一大包文件和书报用油纸裹好藏进空棺，埋在墓穴里。老父亲希望有朝一日儿子回来后“原物奉还”，没曾想，张静泉已于1932年牺牲。直至新中国成立，老父亲没有盼到儿子归来，想想自己年事已高，这批重要文件不能再“秘藏”下去，于是便揭开了“衣冠冢”之谜。而墓穴中的文件最终由其家人带到上海，交给了相关部门，通过上海相关部门将这批文件再呈交中央档案馆予以保存。
正是凭借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智慧与勇敢，对党的事业责任心和无比忠诚，今天，我们才看到了现存的中共二大文献，完整的首部党章等。
从中共二大第一部党章诞生，到十二大再开启党章和党内法规新纪元，几经修改，形成现行的十八大党章。对每一个党员来说，党章是一本凝结了党的基本知识和共产党员标准的生动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