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益电影《一个人的课堂》观后感1】
电影《一个人的课堂》以江西赣州地区宁都四中曾庆平老师为主人公原型，着力刻画宋文化的敬业精神以及与留守儿童唐明明之间的师生之情。有人曾经说过:“生命就是他的追寻过程和创造过程，生命的意义并不在那个最终的结局上面而在生命的过程中，当生命把它所追寻所创造的全部内容都展现出来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实现了。”宋文化老师一直执着于讲台，哪怕只有一个学生都坚守在教学岗位上。当他把知识传递给明明，看着明明走进更好的学校时，他的生命价值便得以体现了。农村代课老师或许是落寞的，可是为了让住在大山里的孩子有书读，一切就变得有价值了。《一个人的课堂》题材充满着温情，虽然乡村教师和留守儿童他们本身的命运是有一些悲凉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故事却处处感动着我们。影片淡化了宋文化以及明明的悲苦，而多了一份温暖。
整部影片的镜头是充满诗意的，正如俄罗斯电影人德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所认为的，“诗”是一种对世界的了解，一种叙述现实的特殊方式，反映在电影中便是“一种生命的准确观察”。诗意是电影出彩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质朴的农村在镜头下是唯美、清新的，画面时时展现着诗歌一样的美感。无论是中国的诗歌还是国画都在追寻意境美，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是中国美学委婉的表达。在《一个人的课堂》里导演力求实现自己唯美的审美风格。上天在某些方面一定是公平的。越是经济贫困的山村，或许它的景色却是出人意料得美。电影中并没有炫酷的特效镜头，但每一场画面都是精雕细琢，简洁而洗练的。镜头下的山村风光也是没得如出水芙蓉，天然雕琢。一个自然美丽的山村，雨中显得特别空灵，故事就是在这里缓缓展开的。青翠欲滴的山，整齐的菜畦，黛瓦白墙的房子，蜿蜒的路，一切朴素的镜头都充满浑然天成的灵气。这里的人们虽然不富裕却生活在一曲牧歌里。乡村田园，令人沉醉。绵延不断的绿色遍布大山，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穿过，学校从容不惊地座落在村子里。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这样写道:“一首牧歌就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一幅图景，像是对天堂的回忆。天堂里的生活，不像是一条指向未知的直线，不是一种冒险。它是在已知事物当中的循环运动，它的单调孕育着快乐而不是愁颂。”确实无论是宋老师的坚守还是明明的阳光，都是在创造希望和价值。现实虽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未来必定是充满憧憬与希冀的。导演朴素地讲述这个故事，并没有刻意地博取观众的怜悯与同情，也没有轻易地给出走出困境的途径，影片结尾的时候，宋文化还是丢掉了老师的身份成为了大城市中的一个小民工，而明明在校门口不舍的眼神中也隐含了一些对未知的不安全感。他们的心中都有无奈和迷茫。但他们的心中是快乐的。
色彩会给观众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又能在潜移默化中渲染整部影片的氛围。在《一个人的课堂》中，导演对色彩的运用也是独具匠心的。绿色是整部影片的主色调。山村的颜色是绿色的，平和、宁静。宋文化所从事的职业也是充满着希望的，对于大部分山里的孩子来说读书确实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唯一出路。做为一名老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师这个职业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正如大红色调的《红高粱》，以黄颜色为主色调的《黄土地》，绿色基调与《一个人的课堂》这部影片的主题也是相得益彰的。
对于一部节奏缓慢、故事情节比较单一的影片来说，演员的表演是非常显功力的。孙海英和王乃训在影片中的表演可圈可点。宋文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乡村代课教师的形象，多少年一直在简陋讲台上教书育人，用自己的大半辈子诠释了一名老师默默奉献、无私敬业的人生追求。影片中经常可以看到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村子与学校之间，菜园子、山间小路、雨中的学校都显得格外干净，那是大城市很难拥有的纯粹。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也是格外纯朴的。孙海英饰演的宋文化与王乃训饰演的唐明明之间有着深厚的师生之情。宋老师的课堂从四个学生变成了明明一个人的课堂，但他始终如往日般一丝不苟地给明明上课，这是一个老师的坚守。当他面临计算机考试的时候，他在纸上画出电脑界面，为了练习电脑甚至去了网吧，最后晕倒在考场上。观众看到了一个乡村代课教师的无奈处境，他是多么热爱讲台，多么怕失去老师这个称呼，多么希望能够成为一名正式的老师，可是他还是会随时失去“老师”这个身份。在宋老师心中教书是一种神圣的职业，所以无论课堂中有几个学生，他一直坚持起立、升旗、打铃这些传统的上课仪式。宋老师为了明明放弃了去大城市的机会，更放下了曾经被辞退的尊严。当明明因为要照顾卧病在床的奶奶而无法去上学时，宋老师竟然背起了黑板，把教室搬进了明明的家里。他为明明所做的一切已经远远超越了老师这个职业的范畴。当镜头落在明明奶奶舒心的笑容上，这个笑容里带有的不仅仅是感激，更是对乡村教师这个职业无比的崇敬。乡村老师对于留守儿童而言意味着什么在观众心中也有了沉甸甸的份量。
一部好的电影总是能够传递一种文化，让观众重新审视自己和周围的一切。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源远流长，而其所提倡的“忠义礼智信”影响颇深。宋老师对讲台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便是对“忠义”最好的诠释。他无怨无悔地守在简陋的教室里，给村里的孩子带去知识是他最大的责任。他用大半辈子的时间默默地爱着他的学生和工作。宋老师每个月的工资并不多，但他并没有接受学生的高薪工作邀请，那种甘于清贫却始终坚守的精神是多少中国文人共同的品质。当然从影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宋老师与明明之间深厚感情的含蓄表达。在明明参加跑步比赛前，宋老师陪着明明一遍一遍地练习起跑与撞线的动作，一次又一次宋老师陪着明明一起跑向胜利。或许那条并不平坦的山路已不再是一条普通的山路，那是奔向未来的冲刺，是明明也是宋老师对人生的憧憬。许多关于生命和生存的哲学寓于其中，为影片增加了生命感和厚重感。
《一个人的课堂》对留白、长镜头等电影艺术手法的运用，让影片具有独特的美感。导演对空镜头的运用通常能够很好地实现留白这种艺术手法。空镜头常常能够给人们留出足够的想象空间，让观众在画面中融入自己的故事。就像中国的山水画一般，“空”恰恰却是一种饱满的叙述。空镜头的运用不仅向观众展示了一个美丽的乡村，同时也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美丽的山村风光与困境下的人们形成了强烈反差。学校里布满青苔的空地，湿漉漉的空气，影片中似乎很多时候都在下雨，一开头故事便是从雨点声中开始的。雨好像是一种充满哀愁的东西，的确不管是乡村代课老师还是留守儿童，他们的处境都是相对悲哀的。而极富东方美学的长镜头的运用让整个故事如同娓娓道来般流畅。
电影是光与影的艺术。这部影片在用光方面也是极其考究的。故事中有一段场景是宋老师背着黑板去明明家上课的时候，室内的光线是比较暗的。而躺在床上的明明奶奶脸上的光却是充足的，她的轮廓十分清晰，特写镜头下她的每一个表情都在呈现她内心细腻的变化。整个场景就像一幅油画。
《一个人的课堂》就像一首清新隽永的用镜头写下的一阕小诗，它的创作带有很强的社会现实记录。其对乡村代课教师以及留守儿童现象的探讨与关注中表现了创作者对理想、生命的思考。没有过多的戏剧冲突，只是慢慢道来的一个故事。一个教室里，两个角色，却是说尽了多少农村的现状与处境。人物故事虽然简单，透过平凡的故事呈现出生活中的真谛。电影作品最打动观众的地方往往不是多绚丽，多高深，而是真诚。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做作和煽情的痕迹，导演只是在很真诚地向观众讲述一个故事，朴实地表达故事的张力。或许很多观众的童年都有留守儿童留下的影子，导演说这部电影算是对他自己成长的回顾，其中很多元素和环节都是他过去生活的一些影子。观众看到这样的题材会感到特别亲切。做为一部公益电影或许它的社会意义是远远超越商业意义的，其筹拍的艰辛也是可以想象的，导演为了拍这部影片等待了十年。《一个人的课堂》关注现代人的真实状态，不仅纪实性地再现了乡村代课教师与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更带着观众去探寻了他们精神层面的现状与需求，用以一种温情的方式去讲述他们内心的真实向往。显然这不是一部仅仅停留在视觉观感上的电影，而是会让观众思考的影片。留守儿童和乡村教师都是生命的一种状态，当我们静静地看着这个故事时，看到的也不会只是这个故事，而是对这些生活窘迫的群体关注。
【关于公益电影《一个人的课堂》观后感2】
许多关于“弱势群体”的故事片成为“弱势群体”这一指称本身所预设的“拯救”主题的简单操练;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类对于边远乡村的诗学想象，它们可能会被冠以“苦难诗学”的名义大加鞭挞。这让类似题材的故事片越来越难拍。除非作者能够认识到问题的某种本质。我们来看第二届浙江青年电影节参展影片《一个人的课堂》。
在问题戏剧的语境中，没有什么比儿童更能显示教育的本质。从戏剧角度而言，“留守儿童”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可供我们反思教育本质的“前现代”的戏剧场景了。如今人们对留守儿童已经不再陌生和惊讶。人们普遍相信，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从属于社会机制的改良(譬如横跨城乡、蓬勃开展的“新村”建设)，因而只是暂时的。至于他们的教育问题则是排在第二位的事情。何况完善的、公式化的城市教育体制已经给人们提供了可供复制的答案。在城市教育中，诸多举措的“数据有效性”舒缓了人们的神经:公式化的升学率方案如此稳定可靠，父母和老师的角色都变得模糊和被动，仿佛教育问题已经没有戏剧性的紧迫感可言。当人们开始关注留守儿童时，他们的神经可能早已麻木，这让他们的关注流于水平，并且离问题的本质越来越远。影片《一个人的课堂》在结尾打出字幕，表明这部电影是关于留守儿童的。但影片的主角显然不是儿童，留守儿童问题被作为一个教育者的遭遇来展示。不同于新闻报道和纪录片手法的镜头美学策略(失学儿童的“大眼睛”特写)，儿童在本片中趋向于沉默，这显示了一种戏剧式的反思品格，也是本片的戏剧性所在。在许多戏剧行动中，儿童的功能都是类似的。戏剧行动中的儿童有一种天然的“沉默”特性，他们的在场往往指向戏剧行动的原因，而他们本身却不需要过多地参与。让儿童创造奇迹，或者让儿童特立独行，这并不适用于严肃的主题。类似的设计很容易让人想到宗教上去(如查尔斯?劳顿执导的《猎人之夜》中的小兄妹)。没有什么行动能够比儿童的沉默更能打动人心了。我们将在影片中看到:留守儿童们一个个地消失不见，最终只剩下一个。如果导演不做妥协的话，这仅剩的一个儿童也将缺席。在这一点上，影片富有谐趣的笔调中透着一股冷酷的敏锐，催人反思而不是催人泪下。它讲故事的方式让那些敏感的观众联想到的，可能不是《美丽的大脚》，不是《凤凰琴》，甚至不是《一个都不能少》，而是《童年在瑞金》(黄军，1989)。在以往，“休克体验”对于观众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然而如今“休克”对于观影体验而言往往是灾难性的。《童年在瑞金》那部影片给观众的休克体验可能正是本片导演所要努力避免的，然而我们还是心有余悸。不必追问导演是否因此“降格以求”，总之导演将叙事的重心转向了留守儿童教育的师资问题，并以此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原生教育环境的衰败和消失。
影片中，西甲村正在逐渐成为一个死村。缺少非农工作技能的老人、小孩和家庭主妇维持着这个村子日渐凋敝的日常生活。村里的小学只剩下了几个学生，并且最终只剩下一个。我们从影片中得到的好消息是，有些学生为了更好地接受教育而转学去了县里或者城里的学校。(他们面临着另外的新的问题。)这让村小学所剩的唯一的老师宋文化的处境显得有些尴尬，并且让宋文化的坚守显得荒谬。感谢孙海英精彩的表演，他很可能为本片的作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宋文化是个充满谐趣的乡村知识分子，带点孔乙己和范进的味道。他做了36年的代课老师，工资少得可怜。但他看重36年所积累起来的荣誉，(他承认那是一些小事情，但他认为足以配称得上荣誉，)并以孔夫子自比。他的愿望是尽快转正，并为此“纸上谈兵”(买不起)地去学习电脑。但他最终连打字也没学会。考场上，他在电脑面前不知所措，基本交了白卷，并瘫在地上。他也因此错过了最后一次转正的机会，并在不久后被一位大学生取代，做了农民。我们可能会像他老婆一样惋惜或嘲笑他早已被时代淘汰却不自知，但真正理解他所做的事情的人就不会觉得他荒谬。无论剩下几个学生，他照例一本正经地打铃，一本正经地举行升旗仪式，一本正经的朗读课文，既庄重又仓促，如一场扮演--他在以代课者的身份扮演教师。打铃的工具是一根乡下人家锁大门用的旧穿铤，鼻子已经缺损，铃铛则是一截铁轨，俯拍的全景镜头中的残砖败瓦让升旗仪式显得十分萧索而讽刺。但他并不为学生的流失和乡村的凋敝而烦扰，(那是上面的事，他管不了，)即便他的超然是基于一种扮演，我们仍然为他的超然感到惊讶:他的信念与他的私心不分彼此，这让他显得笨拙。新来的那个大学生老师在高谈人生理想后偷偷溜走，这种人显得可笑。(宋文化最终证明他的方式更接近教育的本质。)宋文化以私心为他的信念辩护，正是这一点让他与这个“以信念为私心辩护”的时代格格不入。这一点足以打退一切苦难诗学的指责，并让谐剧精神占领这部影片。大学生老师溜走之后，上级领导又来求他继续代课，他坚辞不就，认为自己的荣誉受到了损害。他们打算去广州投奔女儿，打工为生。但在车站他让老婆一个人先去。最终，他把最后一个学生送入初中后去广州做了一名城市地下管道维修工。他再次证明了他的“多能鄙事”。
我们发现，故事从头到尾，是一名“无身份”的教育者在从事着只有他才能胜任的教育工作。而整个充满谐剧精神的故事中，并没有太多的外部因素的干扰。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架空”的故事，类似于一个家庭教育的场景。(但那些代课老师的处境甚至他们的故事确实是十分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之中的。正如伊朗电影《黑板》是个纯写实的故事却给人“超现实”的感觉，这部电影也如此。)与成人不同，儿童天然地要求一种原生性的教育环境，唯有在儿童身上，人们才普遍承认:教育问题有其不能妥协之处。如果儿童有可能下降到最低，那么教育者也就必须回归到父亲(或母亲)的角色。“留守儿童”这一群体最终会消失，留守乡村最终大概也会消失，而先于它们消失的，是原生的教育环境，和那些“无身份”的教育者，这首先指的是留守儿童的父母们--对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而言，无论什么样的时代，家庭都是“一个人的课堂”。如果他们的身份继续如“宋文化”一样越来越模糊，这个“一个人的课堂”最终会消失。宋文化的故事只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尾声、一个回声。文明的信念是可疑的，文明的进程也是不稳定的。原生教育的问题不会消失，教育者的问题也不会消失。这些问题关系到家庭教育的特性，关系到教育者的载道和传道精神，关系到教育的本质。社会的进程正把这三者分割、消灭。影片《一个人的课堂》抓住这一过渡性的社会进程的尾巴，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一句忠告。它是谐剧式的，我们应该听出它的弦外之音。这让我们再次想到曾在开头提到的放映于1989年的电影《童年在瑞金》，那时还没有“留守儿童”这个词，困境仅仅是经济问题，因此那是一个近乎绝望的故事。它处处显示着一种艰难的、随时可能被摧毁的教育的处境。它包含了《一个人的课堂》所讲述的故事，但又完全对立:文老师最终出嫁;平平升入初中，走出大山;但除此之外所有的孩子都滑入了未知命运的深渊。命运是不可摧毁之物的终极体现，它自然地指向悲剧:平平离村入学那天，细雨绵绵;杠杠披蓑戴笠在对面的山梁上放羊，他对平平喊一声“看我的眼力!”，用他喜爱的弹弓在平平的油纸伞上打了一个洞，以这种令人百感交集的方式向平平告别;平平远远看看杠杠，拿出一张纸垫在伞洞上。被命运摆布的人不需要教育者。毫无疑问，就戏剧性而言，《童年在瑞金》更有力量，儿童的集体沉默最后演变成可怖的梦呓，家庭成为他们的梦魇。它在当时就有苦剧的味道，如今则恐怕更超出了观众的想象力和承受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课堂》更有希望被现在的观众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一个谐剧的时代:教育触手可得，支教充满欢乐，慈善关爱一切。然而教育问题的本质不在于经济问题，也无法在社会学范畴内找到答案。在这一点上，《一个人的课堂》所触及的问题虽然无法像《童年在瑞金》一样令人震惊，但却也无法用一个简单的答案敷衍过关。在这些问题面前，人们可能宁愿休克，也不愿思考。但愿本片不是枉做了牛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