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2007年,王秀丽看到了张桂梅在全国十七大代表大会上的新闻,她喊着,我有一个梦想。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那个声音从小县城传到了全国。在公交车上,王秀丽给她发了一条短信,祝贺她的梦想终于要成真了。
最初,张桂梅提出这个想法时,一片谩骂声淹了过来。“别人说我得精神病了,或者是荣誉得太多了,得出瘾来了,老想怎么着怎么着。”那时候王秀丽也劝她,已经得了这么多项全国荣誉了,可以好好地到老了,躺在荣誉上,过完这一生。还有一次县委组织的论证会上,所有专家都投了反对票,“什么年代了还把男女分开?”
2004年,时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陪张桂梅到央视录制一个节目。去北京的路上,张桂梅说起了自己的这个梦想。杨文华教高中出身,要给学校修个实验楼,修个学生宿舍,和校长一起跑断了腿要钱。他看着这个只教过初中的普通老师,没有任何管理经验,一个人居然想办一个学校?还一身病,随时有可能倒下。而且,师资、钱、校舍在哪?
他故意问她,我们办一所高中最起码要有实验室吧,你觉得这个实验室大概要花多少钱?
她说,两万够了吗?
你做梦去吧!杨文华干脆地说。他觉得自己非常自信,毕竟经验上远远超过她。他发现张桂梅不仅理想主义,还非常幼稚,对建一所学校一无所知。
张桂梅态度也非常强硬,她着急地说,我们等得起,孩子们的成长等不起。早一天把学校办起来,就减少一批走进恶性循环的女孩了是不是?
谁也没有说服谁。后来他听说,张桂梅去昆明“化缘”了。他还听到了她当时的“化缘文案”:我们全县十多万人,一个给我10块钱,我也是好几百万了,全省那么多人,一个人给我5块钱……“你说天真不天真?”
在昆明,张桂梅请云南省总工会的人把她的身份证、劳模证明、报纸报道和种.种获奖资料复印了一大堆,她上街去募捐,一是为了办女高,二也是为了儿童之家。最初答应当儿童之家的院长,一个基金会一年提供7万块钱资金,她也天真地以为,足够了。
第一次去要钱,她下不了车,也张不了口,满大街转悠。她住在省总工会花钱开的宾馆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不着钱,干赔住宿钱和吃饭钱,自己在干些什么事啊,“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天亮了,她继续坐车,看到一个楼梯上铺着红色地毯的房子,想着这样的地方一定有钱。她进门,对方一看,你是张桂梅老师不是?三个月前听你的报告。那时她刚被评为十大女杰,学习的标语还没有撤下,转头就变成乞丐了,“有个地洞钻进去算了”。她说明来历后,对方批了一个五千的条,说给孤儿院,办学校不管。
后来她有经验了,不去单位找难堪了,就在街上要,她拉着人问,你能不能给我点钱,我有个孤儿院,我想办个学校。人家说,好手好脚不干活,戴个眼镜出来骗人。姐姐听说了,也说她:你的脸皮真厚啊,这是人做的事吗?是什么让你变成了这样。
那5年里,除了克服自己的清高和难堪,她还要面对身体的衰弱,她被查出癌细胞转移到肺,怕身体完全垮掉,她没有选择化疗,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并发症,常常感到呼吸困难。在昆明,她老怕自己忽然窒息,把自己憋死。即便如此,“化缘”来的钱远远不够。
转机在2007年出现。“最最直接的,我不回避,就是张老师干到十七大代表了”,这个曾经坚定的反对者杨文华,看着张桂梅在北京“一炮放出去了”。“华坪通天了”,各级的压力就来了,女高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十七大新闻播出那天,王秀丽收到了张桂梅的回复,只有一句简短的“谢谢”。后来见面,王秀丽就说她,你还挺傲娇的呢。但她知道,张桂梅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和委屈。女高建校那年,张桂梅有一次打电话给王秀丽,在电话里一直哭,说,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死掉了。王秀丽赶紧去找她,半个小时后到了,张桂梅还在哭,也不说为什么。那天,王秀丽没去上班,就陪在她身边,静静地听她哭完。
篇2
狗屁,这是我的地方
每到假期,张桂梅带着面包、矿泉水,坐车去山里家访。12年来,张桂梅的家访路长达12万公里,最远时要坐10个小时车。
第一届学生家访时,张桂梅走一家哭一家。有的人家里连衣服都买不起,寒冬里穿着一件单薄的外衣,除了物质贫穷,人的精神状态也糟糕,男人提着一个大烟袋懒洋洋闲坐,女人穿得脏兮兮,目光呆滞地看着人。
有的村子一个大学生也没出过,有女孩考到女高后,村里开始陆续有高中生。
每次去家访,张桂梅尽力帮助解决问题。谁家种的水果卖不出去,她发动老师一起购买;看到很穷的人家,她把自己穿的外套、随身带的钱留下;有个人家只有两个姑娘,被人欺负,土地被侵占,张桂梅帮她们打官司,“吃亏我才不干呢。”
有个女孩全市统考中数学只考6分,张桂梅去女孩家家访,希望女孩的父母让她转学或读职高。到那一看,整个山头仅剩女孩一家板房,女孩的爸爸残疾,独自一人操劳的妈妈将搬离大山的心愿寄托在女儿身上。
家访结束,张桂梅给这家人办了贷款。她把女孩叫到跟前,“家庭这样,你说咱们怎么办?”最后女孩考上了大学。
对家庭关系不和的,张桂梅会想办法调解。有个女孩四五年没有跟父亲说话,一次唱歌大合唱,张桂梅把父亲从山里接出来,让女孩站在父亲身后唱《我的老父亲》,父亲听着听着哭了起来,父女关系改善不少。对不懂事的女孩,张桂梅会直接让女孩对着母亲跪下。
张桂梅像一个大家长。宿舍楼2层以上的门长年开着,张桂梅随时进屋查找学生是否带手机,看到学生日记也翻。有一次,张桂梅翻到一个女孩给一个男生写的情书,她把女孩叫到面前,让她停止谈恋爱。女孩很生气,说她翻日记违法。
“狗屁,这是我的地方。”张桂梅说。
去年,张桂梅翻到一个学生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一看内容,女孩要自杀。信里说,父母常年酗酒,活着没有意义。张桂梅害怕了,她去女孩家里访问,发现女孩父母醉得不省人事,等了3小时,父母清醒了,张桂梅将信的内容念给他们听,让他们写下再也不喝酒的保证书。不过保证书是写了,可这个父亲不喝白酒,改喝啤酒了。
张桂梅的眼睛像鹰一样盯着女孩们。她看到有个学生3年穿一件外套,给她生活费,让班主任格外关照。为了省钱给哥哥看病,一个学生经常不吃晚饭,独自留在教室唱歌。张桂梅发现后很心疼,告诉她好好吃饭才能有力气学习,考出去才能改变自己的家庭。
那时,周云丽喜欢和一个家境稍好的女生来往,周日休息时间也会约着出去玩。张桂梅看到后,把她叫到办公室,说家里没钱没势,应该投入更多时间学习。周云丽不服气顶了一句,张桂梅气得用手里的诺基亚手机砸她,骂人声整层楼都能听见。两个班主任闻声过来劝,周云丽的姐姐也来了。张桂梅看出来姐姐心疼妹妹,“如果我真把她打着了,姐姐肯定上来捶我。”
多年后,周云丽才懂得校长当时的一番苦心。读大一时,她回校看望张桂梅,抱着校长开玩笑,“你再打我一顿。”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周云丽回到华坪女高,成为一名数学教师。
篇3
能考走一个算一个
筹来了钱,可筹不来分数。
张桂梅本以为,只要提供给这些女孩机会,学习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她发现这些学生基础差,试卷测验几乎都不合格。
质疑的声音不止。张桂梅去县里开会,听到人议论,“说得可好,成绩那么差出来怎么办?”“如果只给机会她不学,那么这个机会等于没有,等于养她3年。”高一还未结束,她意识到这是个“严肃问题”,“高中要讲分数,不讲分数,高考设置就没有用。”
17个老师走了9个。心灰意冷时,她怕耽误学生,找县里反映,想将学生分到其他高中就读,遭到数落,“不让你干你非干。”
后来她给老师下任务,一个班要考上多少一本和二本。她希望学校出清华北大毕业生。
更直接的方式是打时间战。晚休时间从晚上9点半延长到10点半,最后延到12点20分。学生从6点起床提早到5点半,只有5小时睡眠时间。每天下午,学生回宿舍洗漱15分钟,穿拖鞋回教室,以便晚上回宿舍躺下就能休息。
刚建校那会,为了给学生余出更多学习时间,学校卫生被老师包揽。早上6点,全体老师要起床打扫校园。建设中的工地四处是灰,一下雨都是泥巴,老师们要去沟里抬水,把水泥板冲洗干净。
每次临近放假,张桂梅跟学生商量,再干两天,结果干着干着开学了,第一届学生只在寒假休息了几天。有人给张桂梅起外号“周扒皮”“魔鬼”“半夜鸡叫”,那时的张桂梅每天守在教室门口,有学生坐着睡觉,她就把学生捅醒。后来,学生打瞌睡会主动站着听课。
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张桂梅要求食堂饭不能太烫,菜炒出来,要及时扣上锅,不能过凉,她计算,一分钟能有30个学生打饭,159人5分钟能全部打完,最后一个学生也能有5分钟吃饭时间。为了加快递碗的速度,张桂梅不允许学生就餐过程中说话。
为了节省时间,女高学生去县医院看病不需要排队。有医生听说吃饭只花10分钟,向张桂梅抗议学生压力太大,还有人骂她没儿没女,不知道心疼别人家孩子,张桂梅毫不在意,“只要不伤害她们,对她们有意义,就这么干。”
实际上,学校也曾有过一段“民主”时期,张桂梅借鉴其他重点高中,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她在旁边听,发现讨论什么的都有,随即叫停。起初,学生6点半起床,9点半休息,结果学生越来越懒,成绩越来越差。
张桂梅希望,学生能养成好习惯,有限的时间干特定的事,“干不完你就亏了”。有的女生爱干净,早上4点就起床洗漱。张桂梅于是将水停用,只在上午5点半到下午6点间放水,逼着学生休息。睡觉前,学生们提前用盆接满水,用来冲洗厕所,内裤有时要积攒到周末洗。每周末仅有两三个小时休息,学校没有澡堂,学生要去校外宾馆洗。
刚进校的17名教师没有一位教过高中,张桂梅带着他们去丽江学习。一位老师记得,那会学校流行评课,教室后面坐一排老师,专挑讲课老师的缺点。板书哪里不到位,课哪里有毛病,老师们常常互相不服气,当场顶起来,一堂课火药十足,“女老师有的记仇嘞,下课了还追着问,你讲给我听听。”
张桂梅鼓励这种争吵,反对互捧。一次评课,听到老师们互评只讲好的,她提起凳子就走人,把10多个老师晾在一边。
学校花费18万元去各个高中买试卷,开启题海战术。学生们高一高二上完课,高三刷题。有人说这种刷题方式不科学,她说,“我们不管科不科学,能考走一个好学校算一个。”
第一年,张桂梅在儿童之家和学校两头奔波,一边是50多个需要照料的孩子,一边是96个渴望考出大山的女孩,做着做着工作时间就没了,她“把自己的生活忘了”。
篇4
贫困是一种隐私
这些女孩是学校老师通过满大街和菜市场贴广告、口耳相传从大山里招来的。
学生什么也不用准备,只需带着干粮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县城的汽车,去女高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课桌。周云丽是那个夏天的96个幸运儿之一。
报考女子高中时,周云丽正苦于没钱读高中。妈妈早逝,父亲养猪、种地、帮人锄草,养活一家四口。在周云丽的记忆里,有些跛脚的父亲总是一清早出门,用碗装着冷饭上山劳作,傍晚才回家。
打从记事起,周云丽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亲分担农活。姐妹俩读书的动力很直接??摆脱土地与贫穷。
但读到高中,父亲发了愁。两个女儿都读高中,一年花费上万元,难以负担。初三还没毕业,父亲就开始为读书凑钱。那时,父亲总是坐在院坝边、猪圈门口不停地抽烟。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两年,来读书的女孩几乎都是因为贫困。周云丽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在她所在的村子,许多女孩十五六岁就已定亲。山里人觉得女孩读书花钱,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为贫困女孩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第一届学生成绩很多未达到中考分数线,且年龄偏大,有学生补习3年还未拿到初中毕业证。
女高接纳了这些女孩,只要是农业户口,想读书,就收。仅有的一栋5层教学楼成为全校师生吃、喝、睡的场所。学生们住在3楼3间教室里,每间教室有女老师陪同,其余女老师和男教师被分入4楼两间大教室。男老师们轮流在一楼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学生们要去隔壁中学上厕所,女老师陪同,男老现代语文手电筒护送。
开学不久,张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个女孩去医院做阑尾手术,被发现已怀孕4个月。一阵批评的浪潮袭来,女孩的父母也质问学校。女孩说了真话,孩子的父亲是对面一所高中的男孩,两人在入学前的假期发生关系。
张桂梅长了教训。学校没有围墙,常有男孩来戏耍,张桂梅守在教学楼前,见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赶跑,大骂“小混蛋”。
学校没有性教育课。有性知识辅导老师问需不需要支援,张桂梅让他们“滚一边去”,“手机上已经很过火了,还用教吗?”
后来,教学楼一楼安装了铁栅栏。一向吝啬的张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门坏,她立即请师傅来修。每当高考季来临,张桂梅会请几个人日夜看守教学楼,让学生看到“楼前楼后都是人”,安心。
为了杜绝攀比,张桂梅规定,学生必须剪短发,穿校服,女老师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学楼的一楼贴满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数额,墙上的企业和个人帮助支撑起这所免费高中。每当有人来校捐款,她要求学生向捐款人集体敬礼,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对学生手举捐赠牌被拍照的行为,有企业提出此类要求,张桂梅宁可钱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毕业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终资助给了哪个学妹,张桂梅希望这种“背对背”的方式,让学生没有压力地接受捐赠。
在张桂梅看来,贫困对女孩是一种隐私,对外,她称呼自己的学生“山里的女孩”。
篇5
杨文华觉得张桂梅太天真、过于理想主义。2004年9月,他正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和张桂梅一起去北京录节目。途中,张桂梅提出要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杨文华坚决反对。在来到教育局之前,他在华坪县第一中学当过13年老师,很清楚办一所高中有多难,光是资金问题就很难解决。而且,张桂梅没有任何学校管理经验,一直在一线教学,从未进入过学校中层。
回到华坪后,张桂梅就开始四处筹钱,但收效甚微。真正的转机在2007年,她作为十七大代表去北京开全国党代会。会上,她身上的一条破洞裤子引起了记者注意。张桂梅的“女高梦”于是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一夜之间全国皆知。回到华坪后,女子高中就被正式提上政府议程,市、县两级财政共拨款200万元。2008年9月,女高还没有完成全部校园建设,就开始招生。当年的开学典礼由华坪县县长主持,市委书记也出席,规格很高,举办地点在教学楼前的一片空地,当时有一半地面还没有硬化,尘土飞扬。
华坪县给了女高最大的办学自由。张桂梅有两个要求,一是只招贫困女生,不设分数线;二是学杂费全免。按照她的录取标准,无论分数高低,首届报名的学生全部被录取,一共有100名女生,此后辍学4名,剩下96名。在听说女高之前,这些学生中很多都因分数过低而即将辍学,有一个学生中考数学只有6分。但这样差的成绩进入女高后,高考上线率竟达到百分之百。在越来越多家长的眼中,进女高就约等于上大学。
于是从第二届开始,报名人数开始大于招生指标,此后一年比一年多。县城的学生也想挤进女高,实际上,这些学生中很多家庭并不困难。面对这种情况,张桂梅很快发现无法按最初的设想筛选出学生,因为贫困无法量化。
杨文华现任华坪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2014年之前,华坪县还没有对贫困户建档立卡,家家都来说自己贫困,后来有了制度性规定,又家家都能开出贫困证明。女高怎么筛选贫困生?最终只能是择优录取。每年,华坪县根据张桂梅的需求为女高分配招生指标,女高根据招生指标将报名的学生分数线从高往低降序排列,也因此,虽然理论上不设分数线,但最后仍自然出现一个分数线。
女高成立之初就来到学校任教的张红琼将其称之为参考分数线。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县城学生在女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张桂梅每年招生时会尽量把控县城学生的比例,比如她现在带的文科班有40多人,其中县城学生只有10个。虽然有分数线,但张桂梅每年仍会破格录取一些学生。女高每届有三个班,基本上每个班上约有10多个学生没有达线。
但对于破格录取的标准,《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后发现,除了张桂梅本人,无论是女高老师还是华坪县教育局领导都并不清楚。两轮摩托、房、车,这些都能成为她评判的参考标准。
“一些父母带着孩子来学校找张老师,说家里确实特别困难,或者一些父母身有残疾,她听了后就会去实地走访,了解学生家里的情况,发现的确贫困就会录取。”张红琼说。据她观察,这些年女高录取的大部分学生还是家庭相对贫困的。
在杨文华看来,中国国情不平衡,上海的“穷”和华坪的“穷”不可同日而语,华坪县北部地区的穷和南部乡镇的穷也没法比较,所以张桂梅只好自己去决定。“她亲自去看各家的具体情况。你家里有没有洋房,有没有车,她觉得你不穷就不应该来女高,有一阵她规定,家里只要有两轮摩托就不穷,”他说。
女高至今也没有一套制度化体系化的破格录取标准,录取谁不录取谁,张桂梅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在县级政府层面,也给予了她最大的自由度,允许她每年在招生指标外额外录取一些贫困生。“对超出的人数,基本张桂梅上报,县里就会批,”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然也不能超出太多,毕竟女高能招的人数也有限。”
实际上,对于是否划一条明确的分数线,女高内部也有过讨论。但张桂梅认为,“只要划了分数线,这些贫困山区的孩子就进不来了,有违女高的初心。”
据女高学生郑珍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其实比华坪县普高统一划定的分数线要高一些,一般在县城分数线与华坪一中的重点班录取线之间。比如她那一届,华坪县的统一线是410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是480分,县一中重点班的分数线则是510分。
一个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是,虽然张桂梅数次强调女高不搞培优班,但女高的生源一届比一届好,这也是女高成绩越来越突出的原因之一。据杨文华介绍,华坪县仅有的两所公办高中,就是女高和华坪县第一中学。华坪一中是全县最好的高中,其重点班吸收当地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女高的生源质量在县城高中里处于中上水平。
女高原本设计的办学规模,是开设18个班共900人。但学校成立至今,已招收10届学生,每年只能招收100~160人,大多数时候,女高的校内承载学生都没有超过500人。对此,杨文华指出,女高一直无力扩大规模,并非不想,而是资金不够。
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算过一笔账。女高每年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学杂费大概就要3~4万,包括课本费、资料费、试卷费、高考报名费等,甚至还要提供被褥和行李箱。而女高一年的管理费和水电、绿化、维修等维持基本运转的花费至少就要300万元。
在这个位于金沙江山谷间的云南小县,县财政自身就很紧张。2019年,全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2.5亿元。据杨文华介绍,12年来,仅女高教师工资一项,县财政的总投入就有1.1亿元。
和所有资源枯竭型城市一样,华坪县也经历了转型。1990年代,华坪因煤矿带来了个体经济的繁荣,一度被誉为云南的温州,在2013年之前,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达到7个亿,但此后因大量关停煤矿,财政收入直线下滑。此后,华坪县尝试过很多发展经济的办法,最终选择芒果产业作为出路。目前,华坪已经成为中国纬度最北端的芒果产地,年产值超过10亿元,种植芒果的农民一户年收入可达10万元。但芒果属于农业,在农业税取消后对地方财政并没有贡献,也因此,近年来县财政一直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芒果对气候水土条件要求很高,只适合种植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区地带。华坪全县97%的地区是山区,其中海拔1500米以下的面积只占22.4%。在广泛分布着傈僳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高海拔地区,居民依然普遍非常贫困。
女高是边建边招,从2008年到2016年,先后分五期建设,共花费6000万元,其中,云南省财政投入约2000万元,丽江市财政投入几百万,其他约4000万元全部由县财政负担,但资金筹集过程非常艰难。杨文华说,女高规模小,且高中教育并非华坪县关注的核心,义务教育才是财政必须兜底的重点,是上级考核的硬指标。全县共有70所中小学,县财政资金大部分都投入到中小学的危房改造和初中的搬迁合并上。
县财政财力有限,女高的日常经费来源还有社会捐助。2020年7月,丽江华坪桂梅助学会成立,目前已收到捐款超过1000万元,主要用于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但这些钱如果用来持续扩招,仍然不足。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透露,张桂梅目前暂时没有扩招的打算。
由于招生规模不够,女高一直没有进入到云南省一级完(高)中榜单。这是由云南省教育厅评定的一个重要排名,虽然名为完全中学,即为初中、高中教育都囊括的学校,但纯高中也在评定之列。全省共有112所学校入选,相当于公认的100强。排名靠前的学校,每年会得到中央和省级层面一定的资金奖励。
据杨文华介绍,这个排名有一套考核机制,在教学质量上,最重要的五个指标分别是600分以上学生占比、一本率、本科率、学业水平和统测通过率。如果仅依据这五个指标,女高早就应该进入榜单,且位居前列。但入选还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教学规模必须在1000人以上;二是学校高级和中级教师占比至少达到70%,由于女高是新建高中,以年轻老师居多,职称晋升比较缓慢。华坪县教育局希望女高能进入排名,但实现的前提是女高扩招。
杨文华认为,女高无法扩招的根本原因在于,女高是全免费办学,不但免除了学生全部的学杂费,还经常要补助困难学生的生活费。他多次建议张桂梅适度收费,在他看来,女高一些学生的家庭并不太困难,适度收费既能减轻学校的资金压力,也能扩大招生规模,相当于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和她的初心并不矛盾。“但她坚决不干。”杨文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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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位受访者看来,张桂梅性格的最大特点是坚定,一旦认定一件事,不管多少人反对都要做成,绝不妥协。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说,最初要办女高,县里担心只办女子高中被说成封建,社会影响不好,建议张桂梅先在高中办一个女子班,试验一下,她坚决反对,说要办就办一所学校,多救一些山里的女孩。杨文华建议她不要边建边招,张桂梅坚持,她说,你等得起,孩子等不起。
多年来,杨文华觉得张桂梅的教学理念和办学思路逐渐成熟,但在她理想主义的一面,仍葆有不变的天真,“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