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的面积是香港的十倍。香港550万人口，有4所综合性大学，而宁波500万人中，没有一所大学。在全国向四化进军、宁波要改变面貌的今天，高等教育那么落后，怎么行呢?”
1984年10月，包玉刚回家乡宁波探访，发出此番感慨。此时，他已成为世界十大船王之首，海上王国达到了巅峰，实力无比雄厚，而内地也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着手实现回报家乡投资教育和实业的夙愿。“其实，一开始包玉刚是想在宁波建码头、建钢铁厂的。”宁波市甬港联谊会会长卢良宝告诉记者。他当年在宁波市外办、侨办担任领导职务，并担任过宁波市驻港办事处主任，亲历了“宁波帮帮宁波”的这段历史，是动员旅港宁波籍人士支援家乡建设的活跃人物之一。“宁波当时经济上很滞后，港口十分破落。包玉刚想建一个煤矿码头。听说上海正在筹建宝钢，他又积极活动，争取把钢铁厂造到宁波来。但是，因为国家冶金部没有这项计划，所以包玉刚把目光投向了公益事业。”
1984年后，宁波相继被国家确定为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城市。办大学一事，又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亟待发展，想让国家拿出大笔钱，来到宁波这样一座中等城市造起一座全新的大学，似乎还是一种奢望。
“让海外资本家出钱来办学校，这在当时是绝对不敢想象的。”宁波市作家协会副*、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耀成说，“1976年，中国遭遇到唐山大地震那样巨大的灾难,几十万人伤亡、一座城市被摧毁，都咬紧牙关，硬是没要国际上的一分钱援助。这次不过是造一所大学罢了，怎么能开口向外面的人去要钱?”
怎么办?最后是*帮助宁波人打破了思想的桎梏。1984年8月，*在与时任国务委员的谷牧谈话时说：“宁波人海外侨胞人数不多，但质量较高。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亲接“烫手”支票
对旧有观念的突破，最早发生在1981年。“1981年7月6日，包玉刚与父亲包兆龙一起访问北京，首次受到了*接见。邀请并陪同包玉刚的是他的表兄弟、外经贸部顾问卢绪章。然而偌大的一个北京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宾馆招待这位大老板，最后好不容易才在北京饭店安排了一个套间，而包玉刚的
大批随从却住不进去，包括他的妹夫——他最得力的助手。”王耀成说。在北京，包玉刚向卢绪章提出，他想为国家做点实事，第一件事不是造船，而是要捐 1000万美元给北京造一座像模像样的大饭店。他不要求任何回报，只提出一个条件：饭店以他80多岁的老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1000万美元，在1981年是个天文数字。“然而这张沉甸甸的支票却没人敢接。”王耀成说道，“这件事在北京的各个部门讨论来、讨论去，一直通不过。持反对意见的人发言说：‘他是一个海外资本家，不过出了点钱，就想在我们*的首都永久留名，这怎么行?’”
这件事，最后还是报到了*那里。“*听到此事迟迟办不下来，便生气地说，‘为什么不同意?人家捐款，那是出于一片好心，留个名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嘛!这张支票，你们不敢接，我来接!’”拍板以后,*亲自给兆龙饭店题写店名，他亲自出席了签约仪式，亲手接过了这张支票，又亲手为兆龙饭店剪彩。
一年建成一所大学
*此举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在他发表“宁波帮”讲话后不久，包玉刚马上行动起来，满足家乡的办学渴望。他把建校方案交给卢绪章时，两人一拍即合。在卢绪章的大力促成下，包玉刚当场答应拿出5000万元人民币，助建宁波大学。1984年12月 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包玉刚提出了在宁波办一所大学的设想，希望得到支持。“我赞成。”*非常高兴，称赞包玉刚“爱国爱乡，有见识，这件事办得好!”并欣然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宁波大学的建校速度是一个奇迹。1985年10月29日，由包玉刚总捐资2000万美元、占地 1283亩的宁波大学，在他的老家庄市附近举行了奠基典礼。
在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的大力支援下，仅仅一年后，宁波大学就正式开学，这效率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包玉刚不仅自己倾心建设宁波大学，还积极主动为宁大的建设穿针引线。迄今为止，有近50位海外“宁波帮”人士先后捐赠逾2.5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用于学校的各项建设。
在国家资金紧张、无法照顾到的情况下，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紧迫形势下，是等着国家出钱办教育，还是积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办学校、搞教育?宁波大学的故事，证明了后者的选择是十分明智而必要的。
当观念转变了之后，办学之路豁然开朗。在此之后，宁波这块缺乏传统高校的地方，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一次次做出开拓性的创举。其一是全国第一所成功改制的普通高校——浙江万里学院;再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相继在宁波落脚。手抄报版面设计边框图案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