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曾测算，机关事业单位并轨改革后，如果单位缴纳的社会统筹费率20%，职业年金8%;个人缴纳个人账户资金8%，职业年金8%，那么养老保险总费率或高达44%，这些钱由谁出、怎么出，都是难题。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杨燕绥教授认为养老金并轨的最大难题在于找钱困难，财政不太可能为所有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出资，但“筹资机制不解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就走不下去。
唐钧对此持相同看法。按他的测算，3100万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新缴纳的社会保险，包含养老、医疗、生育等，每人每年平均1万元，一年是3000亿元。如果要实施职业年金制度，则需要再缴纳1万元，又是3000亿元。每年新增6000亿元的投入，即使由个人分担一部分，大头也是需要财政投入。
其实国务院早在2008年就出台方案，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和重庆等五省市试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但6年来，除广东有所突破，其他地区都没有实质进展。而不少外界舆论将试点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事业单位人员对改革的担忧和抵触。
但在唐钧看来，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如果并轨能保障两个前提，一是待遇不变，二是先涨工资再缴费，事业单位人员为什么会反对呢?最大的障碍还是筹资的困难。”
“改革的目标绝不是帮财政省钱”
自1993年发布《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明确事业单位改革方向开始，我国事业单位改革已经进行了21年，但一直进展曲折。
1993年，*作出关于建立*的决定，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取向。1996年，事业单位全面改革开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摸索在体制上将事业和产业分离运作。
20多年来
他以2005年医改为例，“当时我们提出‘医改不成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投入太少，政府对医院的投入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50%以上下降到21世纪初的15%，因此造成了很多问题，这是社会公认的。”
而当前的事业单位改革，如果过于强调市场取向，强调改革目标是“为财政减负”，则可能会重蹈医改覆辙。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查看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可以看到几个统计数字：“教育业国有单位就业人员”1567万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719万人;以上这两部分人基本上应该都属于事业单位人员的范围，总共是2286万人，要占到前文中提到的事业单位3100万人的74%。
也就是说，在事业单位中，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的事业单位人员是占了大头的。这些事业单位承担的社会服务都有一个特点，基本都是人对人的服务。唐钧认为，如果要把学校和医院当作企业来办，如果要学校和医院靠创收来支付人工成本，那教育和医疗的费用肯定会大涨。
而按国际经验，政府向教育领域和卫生领域的投入，主要应该用在人(专业人员)身上，也就是应该投在人工成本上，这样才可以使受教育者和病人患者能够“平价地”使用这些社会服务。
在他看来，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医疗制度都必须改革，而且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改革的目标绝不是帮财政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