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民族地区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土地流转形式多样化，资源配置优化，促进了规模经营；机械化程度提高，利于现代农业建设；农民积极性提升，收入增加；城镇化进程加快，乡村旅游发展，利于美丽乡村建设。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土地流转中各主体权利不清晰，相关立法不健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对土地流转的认识不全面；政府行为不够规范；风险控制不足；规模经营难以高质量实现；少数民族边缘化倾向，社会保障不健全，参与政治经济过程表达利益的渠道有待完善。
我国新一轮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推进。吉林省是农业大省，已经把土地流转改革和探索作为了农村改革的核心任务。吉林省有49个民族，主要有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大约有245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近半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农村，世代从事农业劳作。仅全省的四个民族自治地方就有少数民族人口约12万人，他们大约占据了全省所有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一半，而土地面积则占据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0%。在该省，少数民族地域辽阔，农业用地广泛，开发潜力巨大。但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因素，民族地区的农业经济始终发展缓慢。解决好吉林省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对于实现多个民族的切身利益和东北边境地区的繁荣稳定团结有着重要意义。
一、吉林省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取得的成绩
吉林省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在近几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在推进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的过程中，省委省政府与各民族地区政府一道，始终坚持高利益与低风险相结合的原则，实施民族地区照顾性政策，探索土地流转形式，追求土地流转效率；注重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少数民族农民的自身利益诉求，实事求是稳步推进改革工作。
（一）多样化的土地流转形式，优化了农村资源配置，促进了土地规模经营
吉林省民族地区的土地流转形式具有多样化特点。根据调查，该省目前有四种主要的土地流转形式，转包以及出租占很大比例，其他的方式比较少。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土地转包。转包双方根据相关合同规定，将承包土地在一定期限内再转移。通过农户间转包或专业农场实现土地流转。二是土地转租。土地承包者将土地使用权通过合同租赁给其他人，从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三是土地转让。土地所有人将土地所有权通过有偿或者无偿的方式转移给他人。四是土地互换。农民将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互换，同时交换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土地流转方式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对相关农村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农业资本等都有配置优化作用，使可利用土地得到充分耕种、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安置、农业资本焕发活力。丰富且合理的土地流转对于现代化农业生产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促进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减少了小农小种的现象，为大机械化生产和专业化运作提供了规模集聚效应。
（二）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程度，推动了现代农业建设，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农业机械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现代农业离不开机械化，在政策指导和政府补助下，吉林省民族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逐渐提高。其中，吉林省延边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近年逐步攀升，取得重要成效。[2]2014年，延边地区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210.9万千瓦，同比增长8.2%。[3]土地流转促进了农业规模化生产，大的集聚性农业用地得以使用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各种大型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等农业机动车辆更加便捷地进入生产土地，大大提到了农业生产效率。现代化的农业建设离不开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而运用新技术的前提就是土地的集中利用。吉林省民族地区多处于半山地半平原地区，本就耕地分散的条件下再分散土地到散户农民，使大型机械无法使用，只能限于拖拉机等小型农业机械。[4]因而加强土地流转，促进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是十分必要的。广泛的土地流转使“愿耕者、有能力耕者，有其田”，这种有能力承包土地者一般都是规模化的大型种植人或组织。他们能够负担起农业生产成本，利用规模化专业机械化生产方式，促进了当地现代农业的发展。
（三）农业用地有效重组，农民积极性提升，收入增加
吉林省民族地区的农村，千百年来一直基本保持着安土重迁与小农经营的老思想和老套路。新中国成立后的粗糙集中生产虽然形式上集中了土地，但实际上由于生产力的落后、思想的脱节和操作的不当，使农业生产效率始终难以大幅提升，也伤了广大劳动农民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改大锅饭的局面，包产到户，适应了那个时代的生产基础，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现如今，吉林省民族地区的土地流转如花如荼的开展着，这不是历史的倒退也不会是悲剧的重演，这是现实生产关系适应实际生产力发展的体现。不再是吃大锅饭的积极性，也没有了无力耕田的荒废，土地流转促进了吉林省农业用地的有效配置。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无力种植的转包的农户有了不菲的土地转包费；而转包经营者则有了更多的土地生产资源，能够有效地进行农业生产增加经济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