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今天(27日)开幕。根据两周前委员长会议的建议，本次会议将审议多项法律草案。首次亮相并提请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无疑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立法工程，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纲，对整个《民法典》的编纂意义重大。民法总则在起草过程中，有哪些内容引发了广泛热议，专家对这部草案的内容又有哪些期待?
《民法典》的编纂对一个国家来讲有多重要?和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
有的人说它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大到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小到老百姓间的经济纠纷，以及我们的婚姻家庭、生产经营，几乎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可以在民法中找到依据和规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轶分析，每个人出生以前就开始跟民法打交道了，去世以后，比如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去世以后还要跟民法打交道。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民法典》都被视为是一部权利的宣言。在所有的部门法中间，民法体现了对“人”的全面的终极的关怀。
此次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它要确立我国要奉行的立法哲学，通过确立民法立法目的、基本原则、法律制度，来表达对现在所面临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态度。
王轶介绍，它要包含、确立民商事领域里面法律适用的一些共同的规则、一些一般的规则，无论是对我们每个人日常的社会生活，还是对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易，等等，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多大年龄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标准合适?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离婚案件，子女满10周岁的，愿意随父母哪方生活，要征求孩子的意见。10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年龄标准，很多专家建议降低这个标准。
王轶介绍，今天在中国，很多孩子是在六周岁就上小学一年级了，他的生理、智力，各方面发育的状况来讲，其实完全可以做一些跟他的年龄和智力相适应的民事行为，在比以往相对广泛的范围里，拥有自己作出决定的机会和空间。
两年的诉讼时效是否会调整?
依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借钱给他人，超过约定的还钱期限两年没要，到法院打官司可能就会败诉，因为超过了诉讼时效。这个时效是不是应该延长?延长多长时间合适?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法学所党委书记陈?分析，时效制度，除了保护债权人之外，还有一个保护交易的安定性问题，就是你一个权利存在，你不能长时间不行使，不行使的话，这个交易就处于一个不安定的状态，这样也会影响经济的秩序和经济的效率，所以这是在不同价值间的一个平衡和选择。
谁有资格作为监护人?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好先生》中，男主角陆远在好哥们大海车祸身亡后，被指定为大海未成年女儿的临时监护人，后来大海的母亲患老年痴呆症后，又担起了监护老人的责任，这些剧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谁来监护被遗弃、遭受父母虐待的儿童、失忆的老人?王轶分析，以前的监护制度，在民法通则上，仅限于对未成年人，或者是对精神障碍者，对他去设置监护制度，然后让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去进行监督和保护，但是面对中国步入老龄社会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大家就主张说，我们也应该在我们的民法总则上边，在我们未来的民法典上设计比较全面的成年监护制度。
胎儿有没有民事权利?要不要进行规定?
在很多继承案件中，“遗腹子”享有何种合法权益往往成为争议的焦点。王轶教授清楚地记得，在民法学研究会提交的专家意见稿中，专门写了有关内容。
王轶表示，当时有专门的条文，建议对“胎儿”进行周到的保护，当时提到说，凡是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都视为他已经出生，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总则》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意味着什么?
李永军教授分析，我国1999年有了《合同法》，2007年有了《物权法》，2009年有了《侵权责任法》，之前有《继承法》和《婚姻法》，这些法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熟的，其实现在说到底，最难的可能就是《民法总则》，《民法总则》攻克之后，在原有的既有法律基础之上，再编纂各编的话，应该比较快，总则通过的两到三年之内，能够完成编纂工作。
除了大家关心的《民法总则草案》以外，还有一部法律草案也是初次提请审议，即《红十字会法修订草案》。作为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职的一部重要法律，我国目前的《红十字会法》是从1993年10月31号开始施行的。在近23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红十字会经历过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紧急救援，也曾因为屡次出现的风波遭遇诚信危机，社会对修订《红十字会法》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那么，今天将提请审议的《红十字会法》可能会作出哪些修改呢?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介绍，现行的红十字会法是在23年前制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的发展，如今的社会环境和当年立法时已经迥然不同。
王振耀介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加入WTO，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低，人均GDP也只有几百美元。市场经济也只是刚刚开始，更不要说慈善事业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说，这部法律肯定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缺陷。根据现实的发展，有些架构、体制恐怕需要调整，包括监督的公开、透明等。
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红十字会也在赈灾、国际救援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完善的监督机制，加之公开透明度有限，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在相关负面事件中曾遭到质疑。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汝鹏表示，面对中国红十字事业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责、监督机制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王汝鹏表示，现行红十字会法中有关红十字会的性质定位、法定职责、治理结构、监督机制、法人资格、法律责任这些方面的规定已经不适应红十字会工作的实际，需要通过修改对它进一步地规范，来适应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
除此以外，红十字会还面临着红十字名称和标志的保护等问题。尽管现行红十字会法规定禁止滥用红十字标志，但由于缺少较为明确的法律责任，现实中冒用、滥用、篡改红十字名称、标志的行为屡见不鲜，甚至还有人打着红十字的招牌进行诈骗。王汝鹏认为，应明确法律责任以确保法律实施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他指出，像奥地利红十字会法对红十字的不当使用规定非常详细，具体列举了八项禁止性的规定，并且对每项违反规定的行为都有相应的处罚措施。
王振耀表示，对现行红十字会法进行修订，将有助于解决红十字会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红十字会法修订草案在本次会议公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将对草案进行分组审议，广泛吸收人大代表、委员们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王振耀认为，该很好地把这个法修改，放开来征求全社会的意见。然后把中国红十字会事业发展起来，会对中国的社会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