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国人愈来愈耳熟的词汇。国际上通常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关于中国是否已经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是否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热度一直不减，意见不一。
本期《金融街会客厅》特邀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教授解析2015新常态下的中国与世界。
各式油价暴跌“阴谋论” 到底哪家强?
「本期嘉宾」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Mansfield Freeman Chair Professor)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2010年-201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十一届、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讲授课程包括中级微观经济学，中国经济等。
金融界：您在谈最近中国经济形势的时候，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流的观念不是很一致，您指出要做对一些事情，中国经济是可以回到8%的增长速度，我们需要做对哪些事情，又怎么样才能做对呢?
李稻葵：非常重要的问题，最为基本的事情就是政府要从一些最基本的领域中间退出来。
金融界：简政放权?
李稻葵：比如说一些投资项目，政府不要去审批，政府只管环保标准、保证信息透明就行了。政府要退出这是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事情是要充分的给基层政府放权，基层政府应该是改革的动力，因为很多地方，很多地方政府有具体的信息，比如以土地问题为例，不同地区的农民有不同的市场经济的理性，有些地方比如江浙一带的农民具有极高的市场经济理性，他们那些地方的土地可以基本上进行事实上的分权民营，可以整个使用权进行长期承包。但是内地的一些农民没有经过太多市场经济的洗礼，所以这些地方政府就必须要对农民提供一些保护，不能完全分权。所以第二件事要给地方分权，不能只是讲顶层设计。
第三个事情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想方设法营造新的增长点，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做一些宏观层面的，中央层面的一些改革，设立一些基础设施投资基金。
以上这些事情做对了以后，因为中国宏观经济是稳定的，储蓄很高，国债水平很低;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在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里面是最高的;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是非常高的，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中国民众对市场经济的接受程度很高;而由于中国经济的人均GDP还很低，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块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仍然有比较快的增长潜力。当然、、这几年可能是调整年、消化年，只要消化了以后，因为人均水平这么低，但是经济增长的各种条件我们都具备，所以有继续前进的动力。这是东亚的基本经验，我们做过很多国际经济体之间的比较。
金融界：您是比较支持我们能够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李稻葵：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个目标太低了，如果不出重大意外的话，到2021年左右我们一定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家标准就是人均GDP按今天水平来算12000，我们现在已经7000多了，这个目标实现起来不难。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再往上走，能够跨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这个标杆更高一点。这个标杆需要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水平，也就是26000、27000这个水平，这个是比较难的，但是也完全能够达到。如果这一系列改革能够深入下去，我估计2030、2040年左右应该能够进入到这个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