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苏荣案件的学习心得体会【1】
“贪内助”成了贪官的“收钱袋子”“搂钱耙子”，“家族式腐败”呈现上升趋势。对此，专家指出，治理这种“一人当官，全家受益;一人贪腐，全家分赃”的“家族式腐败”没有灵丹妙药，权力制衡是根本出路。
亲属当“二传手”，曲线贪腐更隐蔽
从已查处的大要案来看，腐败官员往往不是孤立的，有的是“夫妻同心”，有的是“上阵父子兵”，更有甚者出现“贪腐一家亲”局面。在腐败官员背后，几乎很难找出一个完全清白的家庭或家族。家族腐败现象为何呈常态化?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检察官韩雪表示，崇尚“当官发财”、“光宗耀祖”观念的官员不在少数。这些官员或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影响力在亲属就业、提拔等方面给予关照，或是为家族成员经商提供便利，甚至让家人充当权钱交易的掮客。
“在中国这样一个亲情社会的氛围下，有好处与家人分享是一种习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分析认为，如果有亲戚朋友请托“办事”，官员坚持原则不肯帮忙，就容易落下“六亲不认”的骂名。
在一些地区，围绕着一个实权人物，各个要害部门安插的都是同一家族的人，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形成盘根错节的“好大一棵树”。“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思维方式，往往会得到理解，认为这是‘舐犊情深’，是‘人之常情’，甚至因此得到效仿和艳羡。反倒是那些讲原则守纪律的好干部却被误解为不通情理，遭受冷遇。”韩雪坦言，这才是最令人无法接受的现象。
“家族式腐败”通常有哪些表现形式?杜治洲介绍说，这种腐败一般不是通过直接的行贿受贿来达成的，而是间接地通过配偶、子女获得好处。还有的利用亲属当“二传手”，进行曲线贪腐使腐败行为更显隐蔽。
家族腐败成本低，利益捆绑难取证
家族极易成为坚实的腐败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信息共享和利益兼容程度最高，腐败的潜伏期较长，亲情捆绑着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意志最为坚固。“家族成员之间沆瀣一气，订立攻守同盟，其腐败行为较难被发现，调查起来也相对困难。”杜治洲说。
“家族腐败案几乎没有从内部‘反水’突破的可能性。”韩雪分析称，正是由于这种亲密的血缘亲情关系产生的特殊信任，使得“家族式腐败”的犯罪动机明确、强烈，由此形成的利益链条更加坚固、持久，对查办力量的抵御也最强大，增加了取证和查处的难度。
“‘家族式腐败’完全发生在自己或亲人权力管辖范围之内，无须外人参与，特别容易实施，无须经济投资和技术准备，常常是‘空手套白狼’，因此成本很低。”杜治洲说，家族腐败者的动机纯粹，腐败动力大，腐败目标“宏大”，有时不单单仅为自己谋利，而且还想“造福子孙后代”，所以，他们的涉案金额往往特别巨大，容易对社会、经济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治理无灵丹妙药，权力制衡是根本出路
在家族利益与公权力相互交缠的家族腐败案中，说不清是畸形的“亲情”诱惑了权力，还是家人充当了滥用权力的“挡箭牌”。这也许是多数围观者对“家族式腐败”的印象。在韩雪看来，和其他形式的腐败一样，“家族式腐败”仍然是权力滥用、失控，缺乏监督的产物。
杜治洲表示，治理“家族式腐败”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加大打击家族腐败的力度。从严惩治，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形成强大的威慑力。第二，推行家庭财产公开。其实，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并不能对“家族式腐败”起到强有力的遏制作用，如果能够真正落实家庭财产公开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家族式腐败”就会难以藏身。第三，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将制度落到实处，严惩违反利益冲突制度的行为。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不能少，及时曝光、严肃查处才能针对隐秘的‘家族式腐败’‘对症下药’。”韩雪建议，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规定，要求领导干部按照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约束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不仅要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还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官”的管理。
“治理‘家族式腐败’没有灵丹妙药。”杜治洲说，事实上，所有的腐败都是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的结果，“家族式腐败”也不例外。“将官员的权力进行有效分解、制衡，并接受专门的监督机关、媒体和公众的广泛监督，这才是治理‘家族式腐败’的根本出路。”
2017年苏荣案件的学习心得体会【2】
贪腐亲兄弟，寻租父子兵。很多贪官受查处后，受影响最大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其家族。这种夫妻、父子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且有很强隐蔽性的家族式腐败，引发各方关注。
关于“家族式腐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今年两会上曾有个颇为别致的形容。3月6日下午，他说“山西出现坍塌式腐败问题，山西的腐败不是个案、孤立的，而是一坨、一坨的。”王儒林书记用“一坨一坨”来形容腐败的严重程度和其特点。笔者认为很形象。苏荣家从老到小、从男到女都有参与腐败，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很多腐败案更趋于“朋友圈式”、“家族式”，像刘铁男父子贪污案、郑州房妹事件等。
笔者认为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来形容他们的思想观念很贴切。这些人一旦获得权力，便把家庭甚至家族利益放在首位，认为有为家庭或家族牟取利益的“义务”。也许官员本身并没有想让自己的亲人也陷入贪污的泥潭，然而在他跳出制度的笼子去乱用权力时，他与亲人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剪不断，理还乱。
自己功成名就了，也想让自己的亲人受益，在很多人眼里这样的人有“良心”、有“人情味”。他们也认为帮助家人理所应当，自己帮助了他们，如果将来成事也可以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一个人要想辉煌下去必须有一个实力庞大的家族做支撑。而且帮助家人存在风险很低，自己的亲人不会出卖自己，他们有了恩惠之后更不会出卖自己。在这种思想观念中，家族“兴旺”了，亲人“富有”了，但人都是有欲望的，欲望的尽头就是毁灭。这种毁灭无疑是坍塌性的，家族中一个人东窗事发，整个家族就会受到牵连。亲情的依赖和信任成为了贪污腐败的致命杀手，让亲情在牢狱之中变成了残酷。
思想是行动的总闸门，你所做的都是受大脑里思想支配的。不光是家族式的腐败，任何腐败的产生都是思想观念出现了问题，用错误的意识去支配大脑行动。家族式腐败正是由于这种变了味的“小家庭”观念造成的。
不管是制度的约束，还是法律的制裁，如果不从思想观念上寻根溯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醒悟和转变，这种腐败就会铤而走险，不断催生出新的腐败手段，害人、害己、害社会。“家族腐败”警钟阵阵，为官者不可不戒慎待之。
2017年苏荣案件的学习心得体会【3】
江西省主要领导在两会上谈到苏荣的问题时，称：“苏荣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主政地方期间，时间长达近10年。在担任主要领导期间，和家人、亲属的违纪违法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具有其他腐败分子共性特征，还有一些更为突出的表现，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仅自身腐败，还纵容家人亲属，擅权干政，利用影响力寻租，搞家族式腐败”。
《人民日报》的文章，罕见地透露正在被查处的国字头贪官的忏悔情况，以及中纪委、江西省主要领导异口同声地谈及被查处的苏荣的问题之严重，无疑指向性、目的性明显――这是在警示、震慑尚未忏悔罪愆、尚未交待问题的一大批正在被查处的老虎、苍蝇，惟有低头忏悔、真诚悔罪，方为正途。
这同时也是在警示、震慑负隅顽抗、尚未被查处、与苏荣及苏荣案有着这样、那样关系的大老虎、小苍蝇们：苏荣对自己的问题，交待得如此彻底，认识得如此到位，苏荣对于与自己瓜葛的其他问题，定然是竹筒倒豆子，不会有丝毫的保留。对于苏荣瓜葛的问题及人员的查处，早已纳入日程。
大老虎、小苍蝇们的“归队”，不会有任何悬念。
众所周知，去年6月14日苏荣被宣布查处前后，包括周永康、徐才厚在内的一大批大老虎、小苍蝇相继落马。对于这些极端贪腐之人个人而言，的确会有一个是否真正低头认罪的问题。
让这些一言九鼎、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的忏悔、认罪，或许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些人之间或许也在互相观望――某个人的忏悔、认罪，无不会对在押的大老虎、小老虎整体产生影响。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上公布哪一个具体的人的忏悔、认罪情况，有关方面无疑会有周密、科学的部署以及全面、细致的考量。
结合上述种种，对于苏荣腐败情况的集中、具体披露、曝光，让我们看到了大老虎的腐败情形之触目惊心，也让我们看到了，反腐败形势“已然严峻复杂”之具体而微。
随着反腐败的逐步走向纵深，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大老虎、小苍蝇的涉腐真实情况被披露，亦更会有更多大老虎、小苍蝇的忏悔、认罪情况被曝光――乾坤不会倒转，人间自有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