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寒门子弟考取重点大学机会少、入学难，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不断下降等问题和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由此触发了人们对“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底层上升渠道变窄、寒门难出贵子、贫穷代际相传等”的担忧。
无独有偶，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早就发现，不同社会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是不均的，不同背景和职业的人口，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样是不均的。布迪厄研究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农民的儿子上大学者不到1%，70%的工业家儿子上大学，自由职业者和高级职员的儿子上大学的比例超过80%。同时，不同社会出身的人，进入不同类型院校和不同类型专业学习的条件概率是有显著差异的。譬如，中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人、服务人员、一般雇员等的子女主要选择理学和文学等未来前景相对较差的院校和专业，其条件概率大致在30%~50%之间，选择法学、医学和药学等未来前景更好的院校和专业的条件概率在3%以下，布迪厄认为这种选择和不利表现完全是无奈之举;而工商业主、高级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等高收入阶层的子女，则主要选择医学、药学和法学类院校和专业，其条件概率大致在4%~11%之间，远高于中低收入阶层。造成差异的各种因素中，布迪厄认为社会出身对差异的影响最大，超过了性别和年龄。
那么，中国重点大学农村生源减少是个别现象还是整体现象?
1、中低收入阶层子女占生源六成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相关报道和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发达地区的个别高校，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一些学者和相关机构对某些顶尖大学生源进行了纵向的历史考察和个案研究，发现其农村生源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从而得出结论：寒门子弟越来越难以进入精英大学。
那么，这样的结论能代表全国重点大学的整体情况吗?中国重点大学农村生源和寒门子弟的比例到底如何?由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于1月-2017年3月对中国若干地区以985、211高校为代表的全国重点大学生源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
课题组采用德尔菲法和小组讨论法相结合的方法编制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为包含多种题型，多种测量尺度的结构式问卷，其中涉及生源家庭背景的变量主要是父母职业和教育背景。编制问卷后进行了问卷的试测，回收试测问卷77份，采用a信度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试测问卷进行了内在信度和结构效度的分析，结果表明自编问卷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为了尽可能保证调查的真实性、代表性和推广性，调查采用完全随机抽样，对天津、合肥、兰州三个地区的全国重点大学进行现场随机问卷调查;为了避免个案和数据的聚集性，保证受测对象的完全随机性，问卷发放和测试地点选择在人口流动性较大的学生食堂、图书馆等地点;为了保证问卷的填写质量和受测者的配合，问卷测试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并对每一位问卷填写者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和物质补偿。最后，现场发放问卷886份，实际回收问卷885份，回收率接近100%。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在所调查的高校中，来自农民家庭的生源占30%以上，占比排名第一;其次来自商人、国有或公有企业职工和普通工人家庭，三者之和占比在30%以上。其中，父亲为农民、商人和普通工人的比例分别为32%、14.5%和11%，父亲为公务员(课程)、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和国有或公有企业职工的比例依次为8.6%、5.8%和14%。母亲为农民和普通工人的比例分别为37%和11%。母亲为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和商人的比例依次为3.5%、12.4%和3.7%。相关检验和一致性检验表明，父亲和母亲的职业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也就是说，父亲和母亲的职业大都比较接近，不会相差太远。由于调查对象均为全国重点大学，且绝大部分为进入“985工程”的重点大学，其生源来自全国各地，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地域性影响。因此，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来自中低收入阶层的子女至少占全部生源的60%以上，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在推进高等教育公平方面所做的努力。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国务院几乎每年都召开常务会议，研讨扩大重点大学农村和寒门子弟生源的对策措施，积极推进教育公平。调查结果部分验证了中国政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2、父母教育程度与子女教育存在关联和传承
由于人的职业和社会分层大都和教育背景联系在一起，更高和更好的教育往往意味着更好的职业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正如布迪厄指出的那样，与受教育水平无关的地位的升迁，随着社会的逐步工业化和官僚化而呈逐步减少的趋势。也就是说，现代社会要想拥有更好的职业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必须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因此，父母的教育背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生源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
调查结果发现，职业为农民、工人等的父母，所受的教育程度大都为小学或初中，而职业为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人员等的父母，所受教育程度大都在专科以上。调查还发现，绝大多数生源父母所受教育程度偏低，获得硕士、博士等高级学位者极少，绝大多数集中在小学到高中阶段，比例在60%以上。其中，父亲学历为小学和初高中的比例为62.5%，父亲学历为博士、硕士、学士和专科的比例分别为0.9%、3.4%、14.6和9.4%;母亲学历为小学和初高中的比例为65.7%，母亲学历为博士、硕士、学士和专科的比例分别为0.6%、1.9%、10.5%和8.0%。同样，相关检验和一致性检验表明，父亲和母亲的学历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实际上，父母的教育背景不仅决定了子女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而且和子女的教育背景以及今后的发展前景有着很大的关系。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要求相应也更高，对子女在教育方面的指导作用也更有效，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因而也会更高。这种关联性和传承性，即布迪厄所说的“再生产”和“继承人”关系，深刻地体现出家庭背景对子女的影响及代际传递。
3、顶尖大学与重点大学生源差异的原因
从天津、合肥和兰州三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重点大学的生源当中，农村和寒门子弟仍然占大多数，占样本高校全部生源的四成以上，其他各种家庭背景的生源比例比较分散，并且均不构成绝对优势。可见，中国重点大学的生源构成完全是多样化的，并且农村和寒门子弟仍然占绝大多数，接受高等教育乃至优质高等教育，仍然是农村和寒门子弟寻求改变命运的主要渠道。
之所以少数顶尖大学出现农村和寒门子弟生源减少的现象，除了顶尖大学招生名额分配这种客观政策偏差之外，顶尖大学招生规模有限、准入门槛更高、入口更狭窄、录取标准更严格、考察方式更全面等客观因素也不容忽视。
此外，伴随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变化，新的读书无用论又开始抬头，造成许多农村和寒门子弟过早辍学。因此，以少数顶尖大学农村和寒门生源减少去推测全国的整体状况是不够客观和准确的。就连布迪厄也承认，教育的不平等也与出身下层的学生入学晚，进步慢有关。可见，造成重点大学农村和寒门子弟比例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别顶尖大学的例子，并不能代表全国重点高校的整体状况。
当然，受限于经费、时间等研究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也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譬如，样本的覆盖面还需扩大，生源家庭背景的考察变量还需更全面等。课题组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拟将北京、广州、成都、哈尔滨等纳入调查范围，尽可能覆盖全国各个代表性地区，并增加家庭收入、居住条件、家庭人口数量等与生源家庭背景有关的变量。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为高等教育招生考试政策的制定以及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发展提供参考。
